退稿啊？”

邹大爷说：“部长说了，这首诗问题很多。第一，这么长的一首诗，没有提到改革开放一个字儿，没有提到反腐倡廉一个字儿，没有提到总设计师邓小平和第三代领导一个字儿，这是不讲政治。第二，没有提到抗洪救灾，没有提到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没有提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轰炸我们大使馆，还没有提到国庆五十周年，所以说没有时代气息。第三，有几句话有政治问题，部长说‘雄鸡一唱’是天翻地覆的意思，现在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要稳定，你为什么开头就写天翻地覆，还要万民欢？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可是你写大树临风，这是什么意思？部长问我有没有练法轮功，这你老弟知道，那些装神弄鬼的玩意儿，我是从来不掺和的。部长说最后还有两个小问题，一个是现在咱们国家人口是十二亿，电视里天天讲十二亿中国人民不可辱，可是你为什么只写十亿，人口问题可是个大事，马虎不得。再有最后两句，部长说意思还不错，但是看着眼熟，说我不是从别人的诗里抄来的，就是从哪首歌里抄来的。部长说现在正在宣传版权法，咱们老干部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站稳立场，决不能老了老了，再出现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

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呢？”邹大爷说：“算了，我看这个部长确实是个内行，咱以后恐怕混不过去了。他要是看了以前你替我写的那些诗，还说不定看出啥问题来呢。你不是故意要坑我吧？干脆，我就着这个台阶，再也不写了，也省得老麻烦你了。”

我听了也有几分高兴，从此少了一份难受的差事，于是对邹大爷说：“好，咱们再也不写了。可是你家里还有没有什么黄色小说，可别忘了借给我看啊。”

《狂人日记》的三重结构

昔日读《狂人日记》，虽为它那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高妙融合所折服，并且又听说还能用表现主义阐释其风格，但是从小说全篇的有机整体上，并未窥出其中“水穷云起”的所以然来，甚至以为作者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逼真地摹写了“语颇错杂无伦次”、“间亦有略具联络者”'这种典型的狂人思维表达方式，进而归功于鲁迅先生扎实的医学功底。近日重读，稍有意留心于小说的内在结构，不知不觉之间，由作品语句的高容量与多义性，悟出它的结构整体存在着三个侧面，分别构成了小说的双重现实本体和象征本体。这种解读方式不免有点机械论的嫌疑，但作为一种赏析途径，至少是可以成立的。

小说的第一重结构是它的客观结构，也就是作者站在“清醒人”的立场，通过展示“狂人”日记中的所见所思，向“医家”和我们这些“清醒人”透露出的故事的真相，因此，我们用“清醒人”的眼光，用与作者在小序中所表明的同样的立场，透过狂人的那些“荒唐之言”，能够得知故事的“本来面目”大体上是这样的：

一个三十多岁的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忽然患了“迫害狂”。街上的人们看见他便免不了要“交头接耳地议论”，同时也因为他的精神失常而怕他。一个妇女不让儿子接近他，并且当着他的面打了儿子。围观的人们“都哄笑起来”，他家负责照顾他的仆人陈老五便把他拖回家中。

家里的人自然把他当做病人看待，把他关在书房里，怕他出去乱说乱动。家里人一面过着日常的生活，如听取佃户的告荒等，一面让他在书房里静养，派陈老五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一天，大哥请了一位老中医何先生来给他看病。何先生让他“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大概还开了副什么药，叮嘱大哥说道：“赶紧吃罢！”

有一天，狂人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二十岁左右的人同他辩论“吃人”的事。

一个大清早，狂人在堂门外向大哥发表他的狂话，劝大哥不要吃人，引来许多人看热闹。大哥很生气，赶人们出去，喝道疯子有什么好看！”陈老五过来把人们都赶走，把狂人又劝回屋里。狂人做了个噩梦，醒来又是满口狂言。家里人便不再让他出去。狂人在屋里又胡思乱想了一些天，病就好了。后来到某地去做了候补官，留下了两册病中的日记，自己题名为《狂人日记》。

以上这个客观结构，只是一个很平常的狂人发疯的故事。据说《狂人日记》发表之初，并未引起振聋发聩的“轰动效应”，许多读者从；“本文”能指中读出的正是上述这一“所指”。一般的读者不会注意到作品中事实上存在着多个叙述人，一般读者只认同一个叙述人，即小序的述说者。而小序的述说者既不是作者，也不是正文的主人公，而是作者所假设的一个“正常人”，一个“清醒人”。这个人所操的完全是一套传统社会中正规知识分子的话语，并把这套话语笼罩在正文的“胡言乱语”之上，用这套话语的光圏照射正文的话语，使小序与正文之间形成“看”与“被看”的关系。于是，小序好比摄影机，正文好比影片的画面，读者就好比观众，自然而然用摄影机所强加给的视点去观看正文。所得出的印象和结论自然又回归到小序的阅读起点。就这样，建立起小说的客观结构。这个结构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是一种常见的转述模式。例如笔记小说，无非是向人展示一些奇人怪事，叙述者暗中与读者达成一种默契，在共同观看中获得一种自我安全感，在非常态的奇人怪事中确认自己的常态。如果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