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两方面的攻击。梵蒂冈教廷把萨特的著作列为禁书，法国共产党则对他参与组建的“革命民主联盟”进行猛烈抨击。从50年代开始，萨特的政治立场逐渐倾向于“东方”，但他并未放弃开辟第三条道路的努力。

1952年，萨特积极参与营救共产党员亨利?马丁，并在反对冷战的斗争中，站在共产党一边。也就在这一年，萨特与另一位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加缪在历史的意义、苏联的集中营以及是否存在进步的暴力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分歧，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表明法国存在主义者在对政治的态度上已发生严重分歧。加缪认为政治是浪费时间，萨特却进入了最政治化的时期，而且“告别了文学”。

3年后，在关于社会、历史与个人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共产主义等问题上，萨特又和梅劳-庞蒂发生争论，结果两人不欢而散。梅劳-庞蒂辞去《现代》编委职务，萨特则进一步亲苏，甚至打算加入法国共产党。直到1956年10月，苏军的坦克隆隆碾过布达佩斯的大街，萨特才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苏军干涉匈牙利，使萨特十分气愤，他严正”萨特与和平运动中的其他非共产党成员一起向苏联提出抗议，与苏联和支持苏军进入匈牙利的法国共产党反目。但他并未从此倾向西方，而是继续坚持要闯出“第三条道路”。

2．和平的使者

萨特既厌恶别国对他国内政事务的干涉，也憎恨本国对他国内政事务的千涉。他既反对苏联干涉匈牙利，也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政策。1954年，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萨特兴奋异常，他说：“我们唯一能够而且应当做的事——而且在今天是最重要的，——就是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从殖民主义的暴政下解脱出来。”他在地下刊物上鼓励法国士兵开小差，还在反战抗议书上签名。他活动积极，以至于有谣传说当局要逮捕萨特。逮捕虽不是真的，但萨特受到警方多次警告、受到右翼分子的恫吓、寓所两次被炸却千真万确。萨特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使他赢得了阿拉伯世界和整个第三世界的理解和崇敬。

萨特一贯坚持和平，反对侵略。当1965年越战升级的时候，萨特放弃了赴美讲学计划，坚决“不到敌人那里去”。1966年，萨特又接受罗素邀请，参加“战犯审判法庭”，调査美国侵越罪行。1967年*罗素法庭开庭，萨特任执行庭长，在第二次开庭中，他撰写结论部分，判定美国总统等人为战争罪犯。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萨特认为苏军的行为令人无法容忍，于是，他亲自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在海潮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里发出他那激情满怀的声音。

对和平的爱好，对侵略的反感，使萨特在政治生活中获得殊荣，他被人们称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

3．支持运动者

1968年，法国爆发了史称“五月风暴”的学生—工人运动。对此，萨特的第一冲动不是别的而是支持。他会见左翼学生领袖，并在卢森堡电台宣布：“大学生跟大学，只有一种关系，就是把大学砸了。要砸，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上街”。萨特曾在《七十岁自画像》中认为，“五月风暴”是对他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提出的自由学说的某种确证。因为学生和工人们并不需要政权，他们需要的是使行使权利成为可能的那个社会结构。

“五月风暴”以后，萨特继续支持左派青年的反政府活动。他的精力主要不在于著述，而在于参加活动，忙于出席集会，发表演讲，签署宣言，出庭作证，递请愿书，会见记者，上街游行，叫卖报纸，散发传单，以及每星期一会见革命分子等。他曾因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多次受到控告。1970年，他因上街叫卖《人民事业报》，被警方拘禁质询。而在同一年，他应邀访问越南，因在罗素法庭上主持正义而受到了几乎是国家元首级的礼遇。

（二）萨特的思想活动

萨特在后30年虽然更多地投人社会政治生活之中了，但他也并未停止著述。萨特后30年的主要著作在哲学方面，1960年出版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书，这本书是他后30年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本哲学著作；在文学批评方面，1952年出版了《圣?谢奈》，在书中把他所讲的“自由”解释得最出色。1970年以后开始出版《福楼拜》。萨特对福楼拜是熟悉的，他几乎一生都在研究福楼拜，因此，这套书在萨特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文学创作方面，写过《魔鬼与上帝》、《金恩》、《涅克拉索夫》、《阿尔托纳的隐藏者》、《特洛亚妇女》等剧本，出版过自传《词语》，在社会政论方面，他的《境况种种》出齐，另外他还写过《造反有理》等书。代表他后30年思想活动成就的著作是《辩证理性批判》和《福楼拜》。

《辩证理性批判》是萨特最庞大的哲学巨著，它是萨特战后十几年思考研究的结晶。从《辩证理性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萨特在哲学上的新的努力，他力图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但它在某些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被弄成了僵死的教条，因此，需要存在主义为它输血。他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开除出去，只保留了“历史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