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那位服务员以获取邮件，但失败了。该服务员向他的上级主管汇报了此事，一名高级职员随后接替了他的工作。现在，寄给“普瓦捷”的信件很可能是由意大利保安警察检查，但“三处”得到指示，不得和意大利方面接触或寻求合作。贿赂职员的尝试是失败了，但他们觉得仍应该采取主动。每天，邮局把头天到达邮局的邮件交给保镖维克多?科瓦尔斯基，他是前外籍军团的一名下士，也是罗丹在印度支那连队的老兵之一。看来，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有相应的证件或是邮局可以接受的证明信表明他就是普瓦捷。如果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有信要寄，他就在邮局大厅的邮箱边一直等到收信前五分钟才将信件投入信箱，然后继续等到邮局将所有信件收集起来，拿进大楼中心进行分类。如要试图介入“秘密军组织”首脑信件的收集和发送过程，必须使用某种程度的暴力，而这已经被巴黎当局否决。科瓦尔斯基偶尔也在海外电话柜台打长途，但是试图打听其所叫号码或者窃听电话内容的努力也失败了。

罗兰上校合上档案夹的封面，拿起当天早上送来的第二份报告。这是来自中部城市梅斯的司法警察局一位警官的报告。报告中说到，在一次警方对某酒吧进行例行检查时，对一个人进行了盘查，随即引起了一场打斗，两名警察被打得半死。后来在警察局通过指纹检验，证实此人是外籍军团的一名逃兵，名叫桑德?科瓦茨。他生于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从布达佩斯逃出。巴黎司法警察署在梅斯司法警察局的报告底下又注了一条：科瓦茨是“秘密军组织”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刺客，由于和一九六一年阿尔及利亚博内和康斯坦丁地区一系列知名忠诚人士的暗杀有牵连，警方对他通缉已久。那时他是另一名至今仍然逍遥法外的“秘密军组织”枪手的助手，那个枪手就是前外籍军团下士维克多?科瓦尔斯基。

同过去的做法一样，罗兰上校仔细思考着这两个人之间的联系。最后他按下了面前的呼叫器，里面立刻有人应道：“您好，上校先生。”他对着呼叫器说：“给我拿一份维克多?科瓦尔斯基的个人档案。现在就要。”

十分钟后他就拿到了档案。他看了一个小时。有好几次，他的眼睛注视着那个特别的段落。当其他巴黎人稍事休息，匆匆走过楼下的小径去午餐时，罗兰上校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包括他自己、他的私人秘书、楼下文件部的笔迹专家以及两名他的私人卫队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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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对他们说，“在一位现在没有到场人士的并非出于本意却又无法拒绝的帮助下，我们将起草、誊写并发出一封信。”

第一部 密谋 5

豺狼乘坐火车到达巴黎北站的时间正好是在午饭前。他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坐落在通向马德兰广场的苏莱纳街上一家十分舒适的小旅馆。虽然这家酒店和哥本哈根的英格兰酒店或者布鲁塞尔的友谊酒店不是同一档次，豺狼恰恰由于某些原因需要在巴黎逗留期间居住在一个比较朴素且不大为人所知的地方。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巴黎待的时间会比较长；另一方面，七月底在巴黎比在哥本哈根或者在布鲁塞尔都更容易碰到在伦敦认识他又知道他真名的人。他相信在街上的时候，他习惯性戴着的包围式墨镜能够掩饰他的身份，在阳光明媚的大街上戴着墨镜也非常自然。但在酒店的门厅和走廊则可能存在风险。这种场景下，他最不愿意发生的事就是被人兴高采烈地喊住，一声“哇，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意外了”之后，那个只知道他是杜根先生的前台服务员就会听见别人喊他的真名。

他在巴黎期间没做什么引人注意的事。他过得很安分，在自己房间里吃早餐——羊角面包和咖啡。他在街对面的熟食店买了一罐橘子酱，然后叮嘱服务员每天早上送餐的时候把他的橘子酱一起送来，代替每天早餐盘里酒店提供的黑葡萄酱。

他很少讲话，对酒店服务人员彬彬有礼。他说话的时候总是面带微笑，他讲的法语带着英国式的生硬口音。当酒店经理关心地问他是否对酒店服务满意时，他总是让他们放心，说自己感到非常舒适，并感谢他们。

“杜根先生，”有一天，酒店的女主人对前台服务员说，“非常和蔼可亲，真是一位地道的绅士。”服务员也这样认为。

他总是外出，把时间都花在了旅游上。他到的第一天就买了一张巴黎市区图，然后把自己小笔记本上他最想去看的景点都标在了地图上。他游览的时候很投入，所到之处都认真观察、研究，甚至会记下某些建筑的优美之处，或者是另外一些景点的历史背景。

他花了三天时间在凯旋门周围闲逛，或是坐在爱丽舍咖啡馆的平台上，眺望星形广场周围的纪念碑和高大建筑的屋顶。如果那几天有人跟着他的话（实际上没有人这样做过），一定会非常惊讶，因为即便是那位聪明的奥斯曼先生[19]的建筑都能吸引一位如此投入的崇拜者。当然，也不会有任何旁观者能想到，这位安静而优雅的英国游客几个小时里一直一边搅着他的咖啡，一边盯着这些建筑，脑子里却是在计算射击的角度，从建筑物楼上到凯旋门下面的长明火之间的距离，以及一个人从建筑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