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以绝对服从为美德，尊卑长幼，等第极严，入伍生经常受老兵的欺侮：服从老兵的差遣，为老兵擦皮鞋、洗衣服、折被褥；稍不如意，则拳脚交加，新兵则要连声道“嘿！”连眼泪也不得掉下。蒋在家里拍桌子、打板凳；在乡里逞强好胜，惹是生非，但在日本当“二等兵”受军训时也不得不领教挨打的滋味。这倒也不是日本人有意虐待蒋某，而是先当媳妇，再做婆婆，日本军人，就是这么一代一代走过来的。冬去春来，群雁南来北往，这条路他们已走熟了。

　　蒋在日本留学4年（3年“振武”+1年“候补”），开拓了视野，接受了若干民主革命思潮；虽不敢说学得了多少高深的军事理论，但起码学到了一套正规军人作风。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蒋是按照中国古圣先贤的教导去看待这类事情的。几十年之后，蒋在一次对“青年军”演讲中，认为他的一生——生活之能够简单、工作之能够有恒，四十年如一日，确是由于这一年士兵生活的训练所奠立的基础。

　　蒋说这话的目的是鼓励青年乐于从军、乐于吃苦；但他在日本留学磨炼了意志，也是实情。

　　蒋一生不抽烟，壮年戒酒，白开水一杯，连茶也不喝。早起床，洗冷水澡，以及昂首挺胸、正襟危坐等这类生活习惯和军人姿态的养成，都跟他在日本的几年军训有关。蒋活了89岁，也算是高寿的。

　　蒋对日本炮兵联队的教育是感激的：1927年蒋下野去日本访问期间，拜访了当年的师团长长冈外史，蒋在绢纸上挥毫写了“不负师教”四字送给了这位老师。蒋对日本是有很深感情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还向外籍记者称颂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

　　现代行为科学和心理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早期经历对他的一生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曾国藩曾说过，“未有钱多而子弟不娇者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了，接着湖南、陕西等省相继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淮南子》有言：”人众则食狼，狼众则食人。”该是趁热打铁的时候了。时在上海任中部同盟会庶务部长的陈其美，正积极策划举事，他打电报催蒋介石等人迅速回国。陈于1908年春回国，在浙、沪、京、津各地致力于革命运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后，夏天，蒋也曾由日本“托故假归”，在上海参与了陈的“密商举义计划”，但很快又返日本。

　　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蒋回忆说：这一年我正是25岁，我觉得这是我们军人效命的时候到了，于是立即从日本回国，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开始献身于革命事业。

　　蒋向高田野炮师团长长冈外史打了一个请假回国报告。长冈以“因受陆军省委托管理，不能许可擅自归国”为由，予以拒绝。官场中有一种所谓“官腔”，四平八稳，永远正确，是应付上下左右的几个固定公式，照着做，不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不照着做，他闭着眼睛装作没看见；出了问题，他来个“一退六二五”。但“官腔”必须经常挂在嘴上，否则就叫“失职”，这也属于《红楼梦》所说的“护官符”一类。蒋聪明，不理会长冈这一套，于是又去找联队长飞松宽吾，飞松答复直截了当：他有批准外出48小时的权限；如果超过，将视为逃兵，宪兵可是要缉查的。

　　蒋性格刚毅，行事果断，应变机警，他得到了这“48小时”，匆匆告别他的几个已知实情的友人，立即从高田乘火车直往东京：到了东京，立即向同盟会浙江支部领了回国路费；有了钱，立即脱掉了二等兵的制服，换上了不显眼的和服，脱下皮鞋，穿上木屐。蒋身高一米七，寡言笑，很像日本人。

　　然后他把自己的军服和军刀，用包裹寄回高田联队。这正是蒋的细心处：

　　一是表明他没有携带公物，不授人以口实，“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二是表明他决不归队了，军衣既脱，“好马不吃回头草”，鲁智深告别五台山。与蒋一道离队回国的还有张群和陈星枢（后在山东从事革命）两人。同时还有23名学习陆军的中国留学生也不辞而别。

　　不久，即11月8日，日本外务省照会清政府驻日公使：这些学生违犯了军纪，日本政府已通知各陆军学校，予以“开除”。

　　几十年以后，张群对此有一段回忆：

　　由高田乘火车，首先到了东京，总统是浙江人，我是四川人，分别向本省同盟会的东京支部领取旅费，也都换了衣服。蒋介石穿和服，我穿日本学生服。

　　如果在48小时内不能归队，便会被当作逃兵，由宪兵开始查缉……连毒药也都买好了，这是准备在万一之际，就得自杀，的确是有舍生就死的决心。

　　然后，再度乘火车前往长崎，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蒋介石回国后做了些什么？我们且为他列一日程表。

　　10月30日：蒋到达上海，旋见陈其美。陈所策划在上海、杭州同时起义的准备工作，已大致就绪。陈命蒋去杭州了解情况。

　　11月1日：蒋和黄郛、陈泉卿等人赶到杭州，得知八十一标和八十二标（标相当于今天的团）的新军倾向革命，可作为起义军的主力，蒋和杭州同志顾乃斌（浙江嘉兴人，清末浙江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