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唤始出来”——当事人自我欣赏，观众席上也有人欣赏，另外，还有其他因素，蒋恋家乡：高堂白发、娇妻弱子、衣锦还乡；蒋恋上海：十里洋场、财源茂盛、人面桃花；蒋性格暴烈：“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三句话合不来，打马便走。

　　但这些都还是次要的，核心的东西在于权位二字。如果他是独当一面，而不是“寄人篱下”；他当的是司令官、而不是参谋长；他是不会擅离职守的。一般地说，自恃有“将才”的人都有这个特点：最欣赏一声令下，万马奔腾，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无坚不摧，无攻不克，千军万马听命于一人，“欲与天公试比高”。蒋不过在这方面更为突出而已。

　　蒋介石早期军政生涯中有一件大事，便是受孙中山委派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去苏联考察。此次考察，对于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地位的奠定，颇为重要，我们略述其前前后后。

　　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不久，即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领由沈定一、王登云和张太雷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并洽谈苏联援助等事宜。蒋介石所以之被孙中山选中担当此任，是因为他懂军事，并对苏俄一向比较关注。蒋介石同当时国民党中的许多人一样，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并无明确的认识，但苏俄作为革命成功的榜样，对一直在失败中奋斗的革命党人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蒋介石从1919年开始学习俄文，阅读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还撰写过关于“俄国劳农政府”的文章。他在1921年3月5日给孙中山的主张缓选总统的信中，曾建议“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广州蒙难期间，孙中山关于苏俄问题的论述，对蒋介石也有一定的影响。蒋介石不仅对联合苏俄怀有热情，对改革党务也抱关切态度。1922年8月29日致书廖仲恺、汪精卫，提议“对个人问题，尚请孙先生注意及之，党约不改，党务终难整顿，乘此时机，改正誓书，收容一般有为青年，则党势必能增大”。此外，蒋介石本人也曾有志于西图。因此，孙中山便委派蒋介石去学习、考察俄国革命经验。

　　代表团在苏联期间，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热情接待，先后会晤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中央委员会书记鲁祖塔克、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等党政军重要领导人，就援助广州政府的各种形式进行了商谈。代表团参观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听取了革命、建军以及经济工作的经验，还应邀出席了11月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状况与国民党内部情况的报告，增进了双方的了解。总的说来，代表团的这次出使是成功的，“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和共产党森严纪律，遂为日后回国后改组本党和创建党军之一大动机”。

　　这次出使苏俄，蒋介石的感受是多方面的。他认为苏军中军事指挥官与党代表的分工负责制是其优点，“苏俄各地皆有少年共产党支部，集中青年力量，以充实改造基础，是其第一优良政策”；他看到苏俄的武器研究程度可与欧美各国相竞，“为之感唏不置”；在参加十月革命纪念会时，他听了海军官兵讲述革命经历，“心颇感动”；在苏期间，读马克思学说上半部，颇为厌倦，至下半部，“则觉亦有至理”。他对苏俄革命经验的一些方面颇有赞许，也对另一些方面觉得不满，心怀疑虑。与苏俄外交部关于蒙古问题的会谈，使蒋介石开始怀疑其诚意；特别引起他不快的，是共产国际委员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阅后怫然曰：“吁！观其论调，不认识友党如此，应愧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在苏中国留学生对国民党内弊病的批评言论，也使蒋介石大为恼火，愤愤不平。多种情绪感于一怀，使他对联俄联共政策形成了新的看法。他以实用主义的眼光看待苏俄建军的经验、政党的严密组织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认为这些适用于中国现状，但却极力排斥苏俄的社会改革政策。他以民族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苏俄的外交政策，以及共产国际对兄弟党的态度，不能不使他对未来的两国及两党关系疑心重重。

　　回国后，蒋介石向孙中山汇报了苏俄建军等成功经验，也谈了上述疑虑。孙中山认为后者未免顾虑过甚，不以为然。其后不久，蒋介石因闹情绪而辞去筹办陆军军官学校的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在给孙中山的信中，陈述自己的委屈并重申对改组工作的意见：“吾党自去岁以来，不可谓非新旧过渡之时期。然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杀此旧日之系统。何况新势力尚未扩张，且其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日系统于不顾乎！”他在致廖仲恺的信中，更明确地写道：“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对孙中山在改组问题上的某些作法表示不满。

　　蒋介石理解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政策的动机。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