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运动的屡遭失败，西方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敌视态度，使孙中山陷于绝望之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握住了苏俄向他伸出的友谊之手，确立了联俄联共政策。但这一政策的基本前提是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在这一点上，即对待共产主义的问题上，蒋介石与孙中山的态度一致。但对现实政治生活中兴起的中国共产党，他们的态度却有很大差异。孙中山的联共有其理论基础，当然它是模糊和矛盾的。尽管他仍坚持“共产主义”“不能引用于中国”，但却认为在理论上共产主义可溶于三民主义之中。在政治实践中，他并没有怀疑有任何政治集团可以动摇他的领导地位。所以他欢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补充新鲜血液，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以实现他的三民主义理想。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则不同。他从资产阶级的政治权术角度考虑问题，不希望在孙中山为首的队伍中出现一种新的、与自己平等的力量。他凭其多年政治斗争和派系斗争的经验，不可能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的潜在力量，且恐其成为日后实现个人政治野心和抱负的强劲对手，因而“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这正是他日后向右转以致完全走到这个政策对立面的思想基础。

　　以严格的理论尺度衡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阶级局限，不会也不可能创建出完整意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但十月革命以后的东方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不碰到这一现实问题。当然，是否能够实现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强度及其存在时限和发展前途，关键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该社会中的力量构成和对比。孙中山和蒋介石都以不同方式模糊地论及这一问题。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决定，蒋介石所提及的“新系统”，实质上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战问题，只是他们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孙中山主要强调联合，蒋介石强调在联俄联共的同时防俄防共，以便始终确保资产阶级和“旧系统”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这不仅是个人的喜好、品格所决定的，而是发生于近代中国的革命性质及其存在两种前途的可能性所决定的。

　　对待联俄联共政策的分歧，在孙、蒋关系上投下了阴影。同时，蒋介石恃功索权的情绪又加深了它的程度。蒋介石把联共政策和自己的升迁交织在一起看待，在提出新旧系统问题的同时，提醒孙中山注意自己在白鹅潭的功绩，并对孙中山对自己的使用颇有微词：“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这正是自永丰舰患难以后孙、蒋关系新变化的特征，一方面反映了孙、蒋关系更加亲密，蒋介石能以直率方式同孙中山对话；另一方面说明随着两者之间关系的发展，蒋介石地位的提高，他的个人野心也在增长。

　　孙中山非常清楚改组的阻力，知道自己周围的人真正认识到联俄联共意义的只是极少数。他把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持有异议的人分为两类：“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和“无意识之疑虑”。他显然是把蒋介石归入了后一类，而把他的意见视为同志内部的正常分歧。孙中山作为掌握全局的领袖，需要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在工作进程中逐步加以解决，使其渐趋统一。另外，蒋介石受传统伦理思想熏染，头脑中不乏报恩效忠等观念，孙中山的知遇之恩，他是不能忘怀的。出于某种感戴和忠诚，虽然思想上还存有异议，但在行动上仍能按其指引的方向走。同时蒋介石也希望孙中山的事业取得进步和成功，因为他自己的命运与之紧密相连，追随孙中山才有他个人的地位和发展。蒋介石的政治嗅觉并不迟钝，他不会看不到处境艰难的国民党需要苏联援助的迫切性以及共产党对于工农群众的号召力。他非常清楚联俄联共对粤局“大有可为”。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双方虽然在改组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别，但并不影响蒋介石在现实的斗争中仍能作为孙中山的助手继续发挥作用，执行其政策。

　　孙中山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深知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建立一支党军的愿望由来已久，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决心采纳苏联红军的经验，着手创建自己的革命武装，第一步是建立军官学校，培养骨干。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孙中山正式下令筹办陆军军官学校，任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