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以前，曾阅曾文正全集一书，……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研究，不禁而叹胡润芝（胡林翼）之才略识见，与左季高（左宗棠）之志气节操，高出一世，实不愧当时之名将。由是益知事业成败，必有所本也。

　　治心即为治兵之本，吾故择曾胡治心之切要者，另列一目，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注者。

　　该《语录》发给师生，说这是“治兵者之至宝”，“只要带兵官长，待遇士兵像对待自己子弟一样，实力奉行”，就可以“把所带的兵放在自己掌握之中，叫他东就东，叫他西就西，叫他生就生，叫他死就死。”

　　黄埔附近有长洲要塞：1924年秋，要塞司令一职由蒋兼任，从此他便经常住在要塞司令部里；陈洁如（黄埔学生称她为“蒋师母”）在侧。英雄，美人在珠江之滨度过了几个春秋。

　　值得一提的是，要塞前曾竖起一面大旗，上书一个斗大的“蒋”字，令人联想起舞台上的“岳”家军和“杨”家将。这个“蒋”字，过去当参谋长时是挂不得的。明乎此，也就知道以往这位将军的南来北住飘拂难定之缘由了。

　　“黄埔”是一棵生命力极强的柳树，蒋介石是一个有心插柳人！

　　蒋每到黄埔办公，必着戎装、穿马靴、披斗篷，前有副官提皮包引道，后有卫兵荷枪械相随。出入营门，卫兵长高呼“立正”，两侧门卫持枪注目敬礼；蒋昂首挺胸、举白手套还礼。威严有度、气宇轩昂。

　　蒋在黄埔还经常演练“阅兵式”——它最能反映训练成就，可以壮观瞻、振军威、鼓士气。

　　蒋当黄埔校长，可谓博采众长，自成一家。西方的、东方的和苏联的，他都吸收了一些。三民主义自然是经常讲的，但他更着力的是培养一支听命于自己一人的部队。黄埔一期学生徐向前回忆说：蒋“每个星期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见过面，谈过话”。因此“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为此，他极力推行曾、胡的“爱兵如子”；一幅“蒋”字帅旗，最是画龙点睛之笔。

　　黄埔初建，内部并不平静。中共在军校发展党团员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此蒋并不反对，为什么？

　　当时，总理以容纳共产分子为革命原素之一种；而中正自开校以来，唯恐同学因怀疑而起决裂，是以时时以总理之意为意，务使本校革命之基础，免除共产与非共产之分。但期其精神之团结，完成国民革命之责任。

　　戴季陶是反对三大政策的，他与陈诚等在军校发起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也得到了蒋的支持。

　　“青年军人联合会”主要负责人，学生中有李文龙、蒋先云、周逸群、傅维钰、徐向前、许继慎、左权、张际春等人；“孙文主义学会”主要负责人，学生中有贺衷寒、缪斌、杨引之、冷欣、曾扩情、胡宗南、桂永清、酆悌等人，此外还有王柏龄、陈肇英、欧阳格、吴铁城等教职员。同床异梦，他们和他们开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以上这些名字，有的还将在以后出现，甚至反复出现）。

　　1924年10月，在广州发生了陈廉伯商团叛乱事件，这是国共合作以后不久，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势力的一次较量。在镇压商团叛乱中，黄埔学生表现得十分坚强，蒋介石也因此声誉大增。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开创革命新局面的举措，引起了英帝国主义及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恐惧和仇视。他们互相勾结，利用广州商团发动了一场反革命叛乱。在与商团的斗争中，孙中山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始为扣械警告，继而同意调停，最后坚决以武力平乱。

　　事初，孙中山得知商团私运军械的阴谋，即电令蒋介石将私运军械的船只押至黄埔。当时蒋介石兼任长洲要塞司令，其军事力量除了几门要塞炮之外，只有要塞司令部一连卫兵、500名黄埔学生和学校的一个卫兵队。扣械之后，商团煽动罢市，制造风潮，以此胁迫革命政府发还枪械。支持商团的英帝国主义也公开以武力威胁广东革命政府。孙中山不为反动势力的淫威所屈，于9月1日发表对外宣言，并向英国麦克唐纳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但是不久孙中山又同意了和平解决的意见，把商团事件交给胡汉民、汪精卫去处理，自己则转移大本营于韶关，决心“宁弃广州为破釜沉舟之北伐”。孙中山之所以有此决定，是因为他深感广州处境的困难。他在9月9日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指出：英国之压迫、东江敌人之反攻、客军贪横，是致广州革命势力于死地的三死因。因此，“宜速舍去一切，另谋生路、现在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

　　然而，基于这种认识去北伐，非但广州的事情不能得到妥善处理，而且必然给北伐带来不利影响，这个决策显然是错误的。在胡汉民主持下，广东政府对商团做了让步，但事情非但没有平息，反使商团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至10月9日，商团再次发出罢市通牒。孙中山意识到形势的危急，命令蒋介石迅即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备在胡汉民不能维持局面的时候，做出“快刀斩乱麻”之举。但随后却又密电蒋介石“望即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掷。此事电到即行，切勿留恋，盖我必不回救广州也”’。蒋介石认为广州是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