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自由发行纸币之条，也留有一大空隙，好像中国政府将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发行纸币。

　　对于农、工，并未允许成立工会、农会的条款，使工人、农民在厂、村中无一定的自治权，则扶助工、农也粹系空话。尤其没有农会，就更谈不到反封建，因而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当然无从实现。即使规定了条文，蒋也很难实施，何况根本未有条文呢？

　　同日（8月23日），蒋于羊楼司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了四路进军，直取汀泗桥。以第四军（两个师）从崇阳、通山进逼汀泗桥；第七军于占领蒲圻后，会攻汀泗桥；第八军之一部，亦于占领蒲圻后，会攻汀泗桥。第八军主力，沿下江、嘉鱼，从侧后抄袭汀泗桥。

　　部署好军事后，蒋又于24日致电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中共答复陈独秀于《向导》上发表的《论国民政府北伐》一文是什么意思，以免生误会。他说该文反对北伐，破坏两党合作精神，不能容许。蒋这时，个人专制气焰日益发展，对于北伐发表不同意见，本属政党言论自由范围，你自管北伐，别人也自管可以有不同意见。而且蒋当年反对孙中山1924年北伐时，就不只是言论问题，而是拒绝孙中山的军事命令。他可以拒军命而不顾，人则发表不同意见而不可，此种个人专断独行之暴君作风和气质，真是咄咄逼人。何以有此怪现象发生？日无民主政治体制，以保证人民自身权利和限制独夫专权也。可见民主政治之重要，恰如一国之生命线。

　　次日（25日），蒋又拟定江西进军计划。本计划共分三个进攻时机或时期。第一个进攻时机，为中央军克复武汉时；第二个时机，为北伐军尚未决心进攻江西，而福建周荫人已进犯潮、梅（广东）时；第三个时机，为福建周荫人不犯潮、梅而援助江西时。于此三时机中任何一个时机，无论敌人如何行动，北伐军皆可以进攻江西。

　　同日，吴佩孚率刘玉春驰抵汉口，准备防务。

　　于此军务倥偬之际，蒋于26日读《嘉言钞》、《菜根谭》。对“逆来顺受，居安思危”颇有感触，自言，“如能顺应环境，必可冲破险关，将其计而就之，则天下无难事矣。”他把“逆来顺受”，理解为顺应环境，为什么逆来顺受，对谁适应，适应什么环境？此处并未指明，总不是对吴佩孚和孙传芳等人吧？这显然是对苏顾问和中共势力而言。自孙中山逝世以后，蒋就伪装拥护三大政策，对苏顾问的权力和中共的影响便是顺应环境，并“逆来顺受”的。但现在，他于掌握中央军权和政权之后，已不再是逆来顺受了，而是暂时的适当隐忍，因为他还不敢马上脱离苏联帮助和中共的支持，还要利用之。而这种隐忍中，他又“居安思危”，随时准备“清共”反苏。

　　在同一天，蒋电令袁祖铭左翼军于攻克武汉后，占领荆沙。

　　李宗仁第七军自过汨罗江后，沿途都是崇山峻岭和羊肠小道。人烟稀少，林木无边，行军极其艰难。人谓此地向无大军经过，就是太平军北伐时，也未涉足于此。当地百姓们见他们军纪良好，便设茶饭相待，并为之探听消息，当向导，非常积极。而北洋军则深遭人民反对，因而到处流窜。第七军之一、二两路，于23日在北港会师。这时第四军已越过第七军，穷追溃军，急驰汀泗桥。至25日夜，已迫近汀泗桥。

　　敌军宋大霈、董政国将残敌收拢，据守该地。陈嘉谟也率军万余人前来助战。

　　汀泗桥为武长路二大著名铁桥之一，附近为沼泽地区，位于长江南岸，水深港阔，甚是险要。陈嘉谟防守铁桥两端和附近高地，第四军与之激战竟日，未能奏效。26日，江水暴涨，进攻益无希望，真是望桥兴叹，天堑难过。正因为如此，敌军则麻痹大意，以为可以高枕无忧。陈铭枢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忽然献计夜渡，乘敌不备，竟然偷渡成功，遂于拂晓自敌背后攻击。叶挺独立团亦发起正面攻击，敌军遂于慌乱中，夺路而逃。27日上午10时克汀泗桥。28日，七军克咸宁，敌军退守贺胜桥。此时，吴佩孚派精兵数万，进驻贺胜桥。同日，吴亲自到贺胜桥指挥作战。

　　29日上午10时蒋由蒲圻至咸宁，过汀泗桥，见死尸累累，惨不忍睹，可知汀泗桥战斗之残烈。

　　守贺胜桥者，为吴氏嫡系第十三混成旅、陈嘉谟二十五师、刘玉春第八师等。此外又有马济、宋大霈、董政国各部万余人，总计约十万人。还有铁甲车、山炮、野炮数十门，重机枪二百余挺。军力雄厚，远过北伐军四、七两军。其主阵地，设在桥前高地杨林垱、王本玄一线。同时吴又传檄孙传芳自江西进攻，诱使袁祖铭叛离北伐军，由湘西袭扰。

　　蒋介石于同日（8月29日）下午5时在咸宁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有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陈可钰、张发奎、陈铭枢、夏威、胡宗铎等。会中决定由李宗仁指挥，进攻贺胜桥，直捣武汉。唐生智第八军变成总预备队，同时要第八军何键师，自嘉鱼渡江，绕攻汉口，以拊敌背。

　　会议后，李宗仁即指挥四、七军会攻贺胜桥。四军攻正面，七军自王本玄攻击贺胜桥以东地区。四军为中央，夏威率一、八旅任右翼；胡宗铎率二、七旅任左翼，与四军并肩前进。8月30日，李下令攻击。李和各官长亲临前线督战。吴佩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