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亲临阵地督战，并以机关枪和大刀队对退回者射死或砍死，曾手刃退回旅、团长十数人，悬其头于电线杆上，惨绝人寰。因此敌军抵抗极为顽强。但北伐之四、七军更是顽强冲锋，官兵主动，以犬牙交错之势箝制、包围敌人，各个击破，最后集中攻击桥头，敌军不支，反身向督战部队开枪射击，杀出一条血路，一哄而逃。北伐军攻克贺胜桥。敌军残部退守武昌。

　　次日黄昏（31日），四、七两军抵武昌城下。蒋以为，攻克贺胜桥后，收复武汉只在指顾之间，不费吹灰之力，非常轻敌，便令第六军集中通城，戒备修水孙传芳军，命四、七军立刻爬墙攻城。但因梯短，敌人城上防备极严，因伤亡极大而失败。9月1日，蒋任李宗仁为攻城司令官，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为副司令官。进行二次攻城，又失败。

　　9月2日上午11时，蒋介石自蒲圻启节，于下午7时到白纸坊市，路过贺胜桥，见吴佩孚手刃其官兵尸体仍横陈桥畔，腥臭难闻，不禁慨叹一番。

　　同时开始筹划进攻孙传芳军队的军事计划。这是因为，武汉未克，呈相持局面，蒋深恐孙传芳乘机自江西出兵，侧击其后，便及早部署攻赣计划，先发制人以应不测。并令何应钦于粤闽边界处相呼应，进攻福建。决定于9月5日以前出兵攻赣（江西）。

　　9月3日，蒋介石亲自率司令部白崇禧、加伦到武昌城南涂家湾车站，召开攻城会议。当时蒋并未分析敌情，即严厉下令：“武昌限于四十八小时内攻下。……一定要攻下！”各将领闻言面面相觑，未发一言，又开始第三次攻城。李宗仁此时对蒋则更为不服，觉得他“遇事往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总喜欢遇事蛮干，一味执拗，不顾现实。第三次攻城指挥官仍旧。蒋此时调刘峙第二师接防忠孝门。并立赏格，凡登上城垣者。长官赏二百元，士兵赏一百元。最先登上者，赏三百元。

　　同日，蒋任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率第一军、第三师和张贞新编第十四师，进攻福建。

　　9月5日，武昌第三次攻城开始。仍未成功。正于攻城之际，蒋忽然邀李宗仁一道赴城郭视察。此时，李宗仁认为蒋未当过下级军官，一定会临阵害怕，便默察蒋氏，见其在枪林弹雨中，仍是态度从容镇定，颇具主帅风度，又对之非常佩服起来。此时，蒋介石也深感硬攻无望，便立即下令停止攻城。时吴佩孚也正在汉口指挥死守。

　　9月5日，刘左龙正式声明附义国民革命军，被任为第十五军军长，开始炮击汉口查家墩吴佩孚司令部。吴氏即仓皇北逃。自河南增援之吴军，亦为刘左龙所扼住。刘于9月6日占领汉阳。7日进占汉口。吴军全部北退，只余式昌孤城，成了瓮中之鳖。攻克武昌，只是时间问题了。定，除第四军继续围攻武汉外，其余部队立即挥师东进，进攻江西。正当孙传芳实施他的“宏伟计划”时，其部将邱伟、卢香亭、夏超、周凤岐等在蒋介石的策划下纷纷发动叛变，孙传芳部一溃千里。北伐军一举攻克孙传芳，势头直指长江三角洲。

　　蒋介石在两湖、江西战场用兵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对奉系张作霖的游说工作。一方面，防止奉军南下帮助吴、孙两军，另一方面，离间吴、孙与奉张的关系，造成他们内部继续争斗，从而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一定程度上讲，蒋介石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或许奉张也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吧。

　　在北伐军事中，最受人们非议的就是何应钦在闽浙战场的进展。蒋介石派何应钦指挥自己一心培植的黄埔学生第一军，作为偏师进军北伐军事战略部署中并不怎么重要的闽浙地区，明眼人一看就能感觉到蒋介石的用心所在。因为第一军在当时来讲是军事装备最好、战斗实力最强的一支参加北伐的部队，然而，“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闽浙战场所取得的军事成绩最不如人意。可是，后来北伐前途一片光明时，何应钦麾下的第一军却最先占领沪杭一带，积极抢占革命的果实，为蒋介石不久以后的反革命政变奠定了军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