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他和日本帝国主义早就有了勾结。1月20日，蒋介石就派吴铁城为代表，秘密去日本，谈判合作问题，并公开宣布“中国人永不反日”。不久，他又派戴季陶去日本，做“转风试探”。

　　来南昌见蒋介石的日本客人，更使他应接不暇。黄郛到南昌时，随同他一起前来的就有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佐分利贞男。此人曾在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任教，是蒋介石的老师，蒋去日本留学，多承他的关心和照顾。对佐分利的到来，蒋介石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向他明白地表示：“我和共产派、和武汉方面存在着尖锐的对立，总有一天我会向共产党开刀的，请日本朋友放心。”佐分利立即回国做了汇报。

　　1月26至27日，蒋介石在庐山又接见了日本海相财部派来的代表小室敬二郎，此人也是蒋介石的老师，二人进行了长谈。蒋向他强调说：“我理解满洲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重大关系，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流过血，有感情上的问题，我认为对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又说：“我欣赏日本原外相的演说，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握手。”

　　1月下旬，蒋介石还会见了日本驻九江总领事江户千太郎，再次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件；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

　　2月初，蒋介石派黄郛去武汉，会见了日本驻武汉总领事高尾亨和陆军代表铃木贞一，三人同游了黄鹤楼。铃木去南昌见蒋，向蒋转达了陆相宇垣一成的意见，希望蒋“与共产党分手”，搞“纯正的三民主义运动”。蒋表示“为了保全东亚，中日两国的合作是必要的”，他“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一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

　　不久，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军部的代表永见增辉和松室孝良。此二人带着戴季陶的介绍信来见蒋。蒋更明确地表示：“本总司令决心已下，誓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愿意中日提携，共同防共。”3月10日，蒋介石还接见了日本政治家山本条太郎。二人会谈后，山本回到北京就向记者宣布，蒋介石是最出色的军事领袖。随后，蒋介石就派黄郛去上海，直接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联络。他向矢田表示，对“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已下决心”。

　　蒋介石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的同时，还通过两条渠道与美国建立了联系。一是通过王正廷去上海与美国联络。王正廷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又是幼时同学，曾任过参议院副议长，自己办有中美贸易公司和华丰纺织厂，是一个著名的亲美派。1926年底，上海资产阶级发起筹组苏、浙、皖3省联合会，先成立了军事、外交两个委员会，王正廷任外交委员。1927年1月26日，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了秘密会谈，王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完全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军不是布尔什维克；汉口事件不会在上海重演；国民党军可以不进驻上海，以免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他还透露，正设法收买上海的军阀，上海可能不战而易手，届时可成立一个委员会实行统治，必要时，用警察和某些“志愿人员”来“维持秩序”。

　　蒋介石还通过孔祥熙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建立了联系。孔祥熙是广东省的财政厅长，他通过英国人寇罕与詹金斯联系，寇罕曾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保镖。2月16日，詹金斯和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向国务院报告说：根据寇罕的情报，“如果列强要把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应当现在就同蒋将军建立直接的联系”，又说：“蒋恨俄国人，只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给他提供武器弹药，他才勉强与鲍罗廷合作。”“如果英国和其他列强愿做俄国人正在干的事情，蒋将军将立即同鲍罗廷决裂并制止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3月初，蒋介石又通过他的美国朋友诺曼，向美国官方作了与上述电文相同的表示。

　　通过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并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更促使蒋介石下定了“清党反共”的决心。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迁都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蒋介石是迁都武汉的提议人之一。早在1926年9月9日武昌还未攻下时，他致电谭延闿、张静江说：“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也。”10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委员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其中心议题之一就是迁都问题。会议讨论中有两种意见，孙科等人主张立即迁往武汉，吴玉章等人主张暂留广州，双方各有理由，争执不下。后来，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取得一致意见，主张政府暂不迁武汉，因此在10月16日的联席会议上作出了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的决定。

　　蒋介石得此消息，非常着急，即于10月22口致电广州谭、张：“武汉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与此同时，一批高级将领、党政要员也表态，要求迁都武汉。总顾问鲍罗廷也主张迁都。鉴于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11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