旬作出了迁都武汉的原则决定。11月16日派宋庆龄、孙科、徐谦、宋子文、陈友仁及鲍罗廷等一大批人经江西赴汉，为迁都作进一步调查、布置。蒋介石还嫌步子太慢，又于11月19日发电给广州中央，催促迁都：“广州张、谭二主席钧鉴，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务请孟余先生速来。中意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此非中有所私，日中以后必不能驻武昌也。”这时，邓演达、张发奎等人又从武昌到达广州，催促中央迅速迁都。于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11月26日作出了迁都武汉的正式决定。

　　11月28日，国民政府根据国民党中央关于迁都的决定，公开宣布：从12月1日起，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停止收文件，12月5日停止办公，政府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分期分批去武汉。第一批起程的宋庆龄、孙科、徐谦、宋子文、鲍罗廷等60余人于12月2日到达南昌。7日、8日在庐山举行会议。这时的蒋介石对迁都还是赞成的，12月6日复电朱培德、白崇禧时曾说：“政府已于五日迁来。谭、张诸公均已出发，电留不及。政府迁鄂，有益无损。”庐山会议结束后，宋庆龄一行继续登程，于12月10日到达、武汉。国民党中央为了不使权力中断，在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决定成立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湖北开会之前，执行最高职权”。并宣布从1927年元旦起正式开始在武汉办公。蒋介石对武汉方面成立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也是赞成的，12月19日，他“电邓演达，武汉联席会议议决案皆同意”，12月20日又致电邓演达：“皓电悉，以主席名义召集武汉联席会议，产生临时政治会议各节，即如兄所拟办理。”

　　12月11日，第二批中央委员、政府委员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等及其随员数百人，由广州起程赴武汉，于12月21日抵南昌。第三批起程的张静江等人也于同日抵赣。这时，蒋介石开始起歹心了，他与国民党中央代主席张静江串通一起，阻挠路过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前往武汉办公。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张静江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把在南昌的委员找来开会。会上，蒋介石发表长篇大论，反复说明国民党中央广州会议迁都武汉的决议是错误的，而应当迁至南昌。他说，广州会议“通过这一决议时，奉系还没有盘踞北京，而现在张作霖已经宣称自己是国家首领，并准备和国民革命军打仗。河南局势变得非常危险，湖北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所以武汉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下，同时浙江也已经发生了战事，在已经巩固的南昌领导作战是较好的”。蒋介石的讲话虽然迷惑了一些人，但遭到邓演达、陈公博、宋子文等委员的反对。然而，蒋介石不顾这些，与张静江等人一唱一和，擅自决定迁都南昌，准备在“东南底定”后再迁往南京。1月5日，他向各省党部发出通电，经政治会议临时会议议决，“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住南昌”。他还凌驾于中央之上，命令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返回南昌办公，宣布3月1日在南昌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后，他又用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致电武汉方面，要他们取消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改为武汉政治分会，命令宋庆龄、宋子文、孙科、陈友仁等十几个人组成分会。

　　蒋介石在1月3日擅自改都南昌的行动，在武汉方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于1月7日召开了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要制止蒋介石的分裂活动，说服他改正错误，督促他迅速来武汉。会议决定说：“

　　（一）关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应先发一电报，说明党部与政府地点，由在粤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迁鄂，先期一部分委员来鄂准备；牯岭谈话，亦认此举为须要。初到鄂时，时局颇感困难，但因人民对政府之信用，时局日趋稳定，外交、军事、财政均有希望。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尤须坚持到底。联席会议对于（政府）地点问题，议决应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决定；在未决定时期，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

　　（二）发电后二三日，如南昌同志尚未了解，再派一二同志前往解释。”决议坚持原则，措辞平和，有理有节，有利于做南昌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