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清党，挑起纷争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权势日益增长的蒋介石建立军事独霸的野心也随之暴露，他招集了右派份子和亲信在庐山密谋，决定反共清党，还挑起迁都南昌的纷争，下一步就是要向共产党人挥起屠刀了。

　　1926年，蒋介石窃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日趋反动。11月9日，他在南昌成立了总司令部，已决心实行“清党反共”，并开始做积极的准备。为了进行反共策划，他先后从各地招来了盟兄弟及亲信戴季陶、吴铁城、黄郛、张群、张静江、陈果夫等人。

　　这些人麇集南昌，在蒋介石周围形成了一个反动的核心。两湖和江西的土豪劣绅也都逃来南昌，向蒋介石等人诉苦，使南昌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大本营。

　　1927年1月20日到25日，蒋介石一伙人登上庐山，包下了一座仙岩旅馆，开始进行密谋策划。密谈数日，主要由黄郛献计，决定如下：

　　第一，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

　　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

　　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

　　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

　　蒋介石一伙在南昌的活动，引起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极大忧虑和不满，武汉专门成立了行动委员会，武汉街头甚至出现了“打倒张静江”的大字标语。

　　按照在庐山所定的方针，蒋介石立即积极行动起来。他从武汉一回到南昌，就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展开了攻击，他致电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说鲍罗廷在武汉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的顾问职务。1月27日，他又公开提出了驱逐鲍罗廷。蒋介石集中全力攻击的鲍罗廷，原因有二：一是他“感觉到除鲍罗廷以外，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皆是些政治上的无能之辈……而只要鲍罗廷在，他就不能取得支配地位”；二是他力图把他的反苏活动，说成是只对某个人不满，借以掩盖其反苏的真正目的。

　　当时，有人指责蒋介石“疏俄亲日”。对此，蒋介石一面假惺惺地表示：“联俄政策，为总理所遗留，目前虽有其代表日久骄纵，对本党领袖多方压迫，但中正认此为其个人之行动，与苏联以平等待我之精神，不相牵涉，无论其个人态度如何，吾人对于苏联，决不改对日之关系。”一面却说：“为什么要联合苏俄，就是苏俄能以平等待我中国，苏俄既不放弃以平等之精神待我，我们哪能放弃联俄政策。……不仅日本，无论哪一国，如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子，未始不可以联合的。”又说：“我们联合苏俄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完全立在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之意义上头，所以就要联合苏俄，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反对他们，这一句话我早已讲过的。”

　　对于共产党，蒋介石自己讲：“我在广州时，对共产党的行动，时刻留心。”“我所抱打倒共产党主张，在广州即欲实行，不是今日始有此决心，惟在广州苦于说不出口，又恐势力不敌，致国民党亡于我蒋某之手，故忍痛至今。”北伐开始后，进军十分顺利，蒋介石却哀叹说：“我军虽获大捷，而前后方隐忧陡增，共产党在内做祟，非使本党分裂与全军崩溃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万分。”庐山密谋之后，2月21日，蒋介石就公开叫嚣要制裁共产党了，说：“现在有一种谣言，说中正现在对于共产党的同志有不信任疏远，并且有反对他们的倾向，其实并不能这样说的，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向来是扶助共产党的！……但是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共产党将来强大起来了，如其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现在共产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于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便不能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如果还同从前一样的态度，那我就不是立在国民党员的地位，我就不能作国民党党员。”又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在革命的地位上说起来，共产党的成败是要我负一份责任的！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3月3日，在李烈钧就任江西省主席的典礼上，蒋介石再次发表演说，谓共产不过为经济发展之一方法，有数国情形或适用之，但若中国采行共产制，则为大害，徒使中国倾覆与革命耳。

　　蒋介石的狂言，博得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片喝彩声，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制裁共产党了。”西山会议派的《江南晚报》更赞扬他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起来抑制共产党。”蒋介石的一系列讲话，确实起到了“明示政策”的效果。

　　2月19日，蒋介石曾信誓旦旦地说：“军阀是什么人造成功的？直截了当说，军阀是帝国主义造成功的。如果军人要背后有了帝国主义者，这就算是军阀。……中正背后绝没有新的帝国主义，中正自信永远不会变成一个军阀，更不会变成一个新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