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面对着武汉方面的压力，难以招架，不得不致电总顾问鲍罗廷，要他到南昌面商一切，解决问题。鲍罗廷以为去南昌就意味着丧失威信，因而打定主意不去，发电拒绝了蒋的要求。蒋介石自知实力还不够强大，地位不够稳固，如与武汉方面公开闹翻，可能全盘皆失。所以，他只好违心地去武汉。

　　1月12日，蒋介石由九江抵达武汉。蒋在公开场合中，也不得不做一点表面文章，赞扬武汉人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甚至说是近代历史上一段最光荣的历史。但是，他最关心的还是迁都问题，想摸清楚群众和领导层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人们的回答也不含糊。就在欢迎他的群众队伍里有着醒目的标语：“政府和总司令应当在武汉！”

　　1月15日蒋介石为招待农工商学兵及党部所举行的宴会上，各届人士都谈到了迁都问题，一致要求：为有利于革命的进行，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有的代表甚至提出责问：为什么要违背国民党中央迁都的决定和无理扣留来汉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工人代表李立三强调指出：为巩固革命中心，杜绝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窥伺，武汉工人一致要求我们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总司令立即迁鄂。邓演达把大家的意见概括为：中央党部立刻迁武汉，国民政府立即迁武汉，总司令坐镇武汉。邓的讲话表达了大家的心愿，所以会场上出现了一呼百和、非常热烈的场面。蒋介石慑于群众激动的情绪和强烈的要求，不得不作一些迁就的答复：“各界要求党部政府来驻武汉，我当向中央转达，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够满足。惟是总司令应随军事进展为转移，不能确定驻在地，虽然武汉民众表示热烈，此层还待斟酌。”群众的激昂情绪，使他感受到民心难违，颇为失望。

　　他在领导层中，也同样碰壁。在蒋到达武汉的当天晚上，鲍罗廷对他的反共和反对工农运动的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蒋介石说：“当我到达武汉的第一天晚上，在宴会当中，我讲完了话，鲍罗廷……最后警告我说：‘蒋介石同志，我们3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

　　蒋吃了鲍罗廷的批评以后，转向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成员，试图说服他们，改变意见，迁都南昌。但是，蒋介石的无理要求遭到大家的反对。委员们指出：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是非法的，是在不足法定人数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不能否定广州中央政治会议的决议；迁都武汉是中央会议一致通过的，也是你蒋介石一再提议、赞成的，并向国内外正式公布，无论从内政、外交，还是军事、人心方面考虑，都不能再改变。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因此而死心，在1月17日的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上，又提出了改都南昌的要求，同样遭到反对。

　　蒋介石回到南昌后并没有改弦易辙，而是继续想方设法对付武汉方面。

　　第一，他认为总顾问鲍罗廷是改都南昌的绊脚石，必须搬掉。于是，他征得谭延闽、戴季陶等人的同意，提出驱逐鲍的号召：“我希望党和政府一致使鲍罗廷离开。我们不必顾虑外界的议论，应该站在独立的立场确立革命行动。像鲍罗廷那样跋扈的人，如果不能很快地叫他走，怎么还能完成革命任务？”

　　第二，他与张静江串通一气，于1月21日、22日致电武汉，要求取消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商决迁都问题。他还声明，中央已在南昌办公，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应停止办公，其名义亦应取消，企图造成既成事实，把南昌作为首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继续扣留在赣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第三，派出他的得力于将戴季陶到武汉活动，游说、分化委员们，以便拉他们到南昌来办公。

　　武汉方面坚持原则，针锋相对。

　　第一，召开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迁都武汉。并声明，在南昌方面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武汉就职前，联席会议暂不取消，继续代行最高职权。

　　第二，派何香凝、顾孟余、邓演达去南昌，敦促蒋介石放行在赣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