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晨8时后，张学良又来见蒋。蒋言无精神说话。张退出。宋文梅不久送早餐至，说是私人给蒋买的早餐，蒋表示谢意后，仍拒不用，说是尚不饿，如需用时，再向你要。同日，蒋给宋美龄写了一个电报，说是“余决心殉国”。张、杨看后，未发。11时，邵力子来见蒋，转达张学良之意，请蒋移居高桂滋公馆。这是因为12日夜，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接到一封匿名信，声言要营救蒋介石。张为了防备万一，决定将蒋迁移金家巷高公馆。而且孙蔚如曾因张学良的军队不在西安，劝杨虎城将张学良等扣押，释放蒋介石。杨为不背叛张学良，婉拒孙的主张，与张学良合作到底。但蒋又拒绝移居。并说：“决不能迁往何处。此为西安绥靖公署，亦即行政院在陕西机关，余为行政院院长，唯居此，乃无亏于职守。汉卿如不能送余回宁，余即死于此，可以此言告之也。”

　　张、杨见蒋不迁，乃于13日夜10时，令刘多荃、孙铭九、宋文梅等持枪请蒋迁居。蒋见此情况，顿时紧张起来，据应德田的记载，吓得蒋浑身发抖，并说：“我是兼行政院院长，西安绥靖公署是行政院的直属机关，这是公家的地方，让我就死在这里吧，我绝不到别的地方去。”孙、宋一再向他解释，请他迁居，蒋干脆吓得抖抖索索地把被蒙上头，赖在床上不动。孙、宋只得回去复命。

　　但蒋自己则说是孙铭九、宋文梅服从他的命令，立即离开的。并且还大谈他的视死如归和代表四亿人民的人格的大无畏精神。14日晨张学良再劝蒋移居，蒋仍拒绝。张即持端纳电文请蒋看。蒋答应见端纳后再说。下午4时杨虎城见蒋。蒋问何以收拾此局，并叫杨等向中央请罪，并送他回南京。杨答以自己不能作主。即辞去。下午5时，端纳见蒋，向蒋交上宋美龄的信，并表示和蒋同住，蒋当然同意，这时蒋始定下心来。宋美龄给蒋信的全文如下：

　　夫君爱鉴：

　　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兄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即此一点，寸心足以安慰。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维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数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上帝赐福。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敬祝康健

　　妻美龄卅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此信系暗示蒋介石应同意抗日主张，不要一意孤行。

　　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新闻记者出身。先是张学良将军的顾问，张出国后，任蒋的顾问。此次端纳受宋美龄委托，也受张学良之请，来西安担任调解和劝说蒋介石的特殊任务。端纳在了解张、杨意图后，对蒋进行了劝说。他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到这里之后与张汉卿将军进行了晤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首先告慰您，就是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您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心地拥戴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意见，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更成为世界之伟人；若是拒绝接受将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心思的一转。”听了这些话后，蒋介石同意转出新城大楼，脱离了西北军的直接控制。此后蒋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想法已经了解，既不狐疑也态度温和多了。

　　苏联政府听到西安事变后，也反对张学良，骂张为叛逆。其《真理报》则说张学良投机，假借反日为号召，“事实将促成中国国家之分裂”。《消息报》则说张学良此举“足以破坏反日力量之团结”。这是因为斯大林深怕中国从此大打内战，为日本所乘，削弱中国抗日力量。日本政府和天皇则怕国共合作，加强抗日力量，反对国民政府对中共和谈，惟恐中国不打内战。正是各为自谋，态度鲜明。

　　而蒋介石终于接受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既是对裕仁天皇的强硬反击，也是顺应全国人民的抗日愿望，这无疑是明智和正确的决策，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张学良杨虎城之兵谏对团结抗日，对中共的存在和发展，均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对今后中国历史的影响，更是深远莫测。

　　14日，张电请宋美龄来西安。15日，端纳又乘飞机由西安抵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他会晤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情况。并特别对宋强调说明张学良的只是兵谏的善意和蒋本人的安全情况，以及和平解决的光明前景。

　　此次兵谏后，张学良曾专门给孔祥熙打了一个电报，告知兵谏本意。电文云：

　　“……不意介公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吾兄执掌财政，当能洞悉。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乃介公莅临西北，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弟陈词再再，置若罔闻。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驻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我兄遇弟至厚，当能谅其无他。披沥奉闻，并乞明示。……张学良叩。震印。”

　　这封电报，可以当作张学良兵谏目的的全面深刻的说明，也是张氏在自言其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