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政府在天皇指导下，步步紧逼，不稍放松，以致使蒋介石深感如果放弃北平，南京也会成为第二个北平，日本是无止境，是要灭亡中国而后已。因此，他已认识到，他的局部的有限妥协政府已经无用了，再不抗战，就是投降。对此，他决不能选择投降之路。这是由他的强烈的个人王朝第一，个人地位第一，以及中华文化优越感所决定的。而且他的个性，也是忍一时之辱可以，而甘为人下则绝对不能，他从小就声言要当没有人管的大官，他现在已为一国至尊，怎么会甘心向裕仁俯首称臣呢？因而决心抗战。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同时他认为抗战有胜利的希望。

　　二，是西安事变与全国舆论。他必须顺应大势，此与军心也有密切关系。如果他一意孤行，人民固然反对，广大军人也不会完全盲从的，杂牌军队更是到处在请缨抗战，其嫡系军人也大都希望抗战。如张治中、宋希濂等都是。

　　总之，蒋抗战是逼出来的，其内战之心，并没有死。

　　谈判结束后，对于放蒋问题有一些不同意见，张和中共均赞成放蒋，但张主张快放，中共之意并不一定太急于放，也担心蒋不守诺言。杨虎城对放蒋面有难色，有顾虑，怕蒋报复。东北军和西北军少壮派则反对放蒋，或放蒋之前应有蒋对答应条件的签字以及释放七君子。对张学良送蒋，则大家都不同意。

　　但张学良为表示自己的坦诚无私和发动事变的光明正大目的，同时也堵住何应钦的进军西安借口，决心送蒋至南京。其实放蒋回归，就已表明大义所在。张的送蒋，还有私谊之交的感情，同时也有意取得蒋的谅解，以后得以继续相处。否则，即使此次不送，蒋以后欲扣张也总是免不了的，除非他改依中共，永不见蒋。但这在张学良当时，他是办不到的，他对蒋仍抱有幻想，加之有宋氏兄妹和张的私谊，不免更加重了这种幻想。他当时对应德田的一段谈话，应当说是其内心真言。语云：

　　“照你这样说，我为了避免他扣我，就只有不送。但是他是领袖，以后开会、办事，我怎么能老不去见他呢？他邀我去南京，我能回避吗？他不是一样地能采取措施扣我吗？他若决心扣我，迟早他是能办到的。如果因此畏首畏尾，我以后简直无法和他共事了。怕危险是不行的，不怕危险也许能免掉危险。我们本着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亲身送他回京，表露了我们的诚心，总比不送他，随便打发他走好得多吧。况且我并不是光杆一人，我一个人能搞双十二事变吗？我们有东北军的力量，有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怕什么呢？你不要固执了。我走后大家好好团结，我想我几天之内就能回来，没问题，我们这里还押着南京的十八位大员呐，他们能扣我吗？他们不让我回来，我们这里能让吗？怕什么！”

　　送蒋之前，张说服了杨虎城同意放蒋和送蒋。对此，周恩来也知道，但不知走得这样快。25日下午3时半，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夫妇同乘一车，杨虎城、宋子文、端纳同乘一车悄悄离开高桂滋公馆，向西郊机场驰去。一到机场，蒋看见大批的学生、群众队伍，因他事先不知这些学生和群众是欢迎傅作义的，以为是对他而来，就十分惊慌，深怕走不成，赶快对张学良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人格作保证，我再讲一遍！”

　　对此，高崇民的追述如下：

　　“蒋临上飞机前，对张、杨说：二十五日（即蒋起飞之日）以后，如果国内再有动乱，我负责任。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一定负责实现，否则你们就不要再拿我当领袖看待。此外就根本无所谓对张、杨训话。”又说：“今后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高说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是“将无作有，吹牛说谎，使人阅之肉麻”。

　　张陪蒋起飞后，东北军和设计委员会知道后都目瞪口呆（由张公馆打来电话报告）。杜斌承更是捶胸顿足，大声地感叹说：“竖子不足与谋。”孙铭九得知后，赶快去问周恩来，周也不知走得如此快，至此周便同孙赶快赶往机场，到机场后，飞机已经起飞。周认为张学良是负荆请罪。

　　25日下午5时20分，蒋至洛阳，西安各将领于5时通电全国，告知蒋已离开西安的消息。由杨虎城、马占山、王以哲、冯敛哉、孙蔚如、何柱国等领衔。26日9时45分，蒋由洛阳起飞，午后2时到达南京。“蒋介石从飞机上下来时，见到他的部下，面有惭羞之色，不如平日昂首仰视，目中无人的神气了。”同时发表谈话，说明他在西安从无在危险之中；张、杨二人主张完全纯洁，国事至此，惟有以国家民族前途为念，其余可不计及，遂引咎辞职，自请处分。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自然开会挽留，更为蒋吹捧一番，有语云：“蒋同志对此事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以此转圜和下台阶。同日，西安王以哲、何柱国作主，在得张学良电报后将所扣南京军政大员一齐释放。少壮派反对放回，欲等张回西安后再放。王、何不同意。27日，吴佩孚从北京致电蒋介石，表示慰祝，蒋仍觉不好意思。30日再次提出辞职。中央常委会自然再次慰留。并给假一个月，回籍养病。同日蒋偕宋美龄返回浙江老家。同时发表《对张、杨训话》于各报。说明此次脱离是因他的人格伟大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