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张回到宋的家中（玄武湖后面小山上北极阁）。宋美龄和端纳也已赶到。宋美龄劝张学良道：“汉卿，你先到溪口乡下去休息，住一段时候再说。”

　　张学良回答说：

　　“同室操戈，我个人是很渺小的。如何处置我，都不计较，只要委员长能认清大局，大家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挽救国家厄运，就了却了我的心愿。”

　　宋子文听了妹妹的话，实在气愤不已，于是把对蒋介石的一肚子怨恨，一下子向妹妹倾泻而出：

　　“美龄，你说得这样轻松，汉卿现在已经没有自由了。他（指蒋介石）这种行为，真无一点人的气味。你也说这种话，我同样为你羞耻！”

　　端纳也忍不住大声斥责说：

　　“我要说的话，同大哥一样，蒋委员长不放张学良，我辞职，不当顾问。”

　　宋美龄十分难堪，不禁掩面哭泣起来。

　　端纳越说越有气，又接着大声说：

　　“我当时出于义气的冲动，想到汉卿，想到你们的国家民族，才担风险，三进三出西安。现在不但伤害了汉卿，使我无限痛心，也毁了我自己！”

　　宋美龄看来不敢违拗蒋介石的意思，便向张学良赔礼道歉。她哭着说：

　　“汉卿，我对不起你。你到溪口后，安心养身，我会吩咐他们（指军统），不许对你稍有冒犯。你暂时在那里住住吧，我会电告凤至来陪你的。”

　　第二天，军统人员较有礼貌地进入宋宅，要接张学良上车。宋子文见状，大发雷霆，对军统特务说：“你们给我滚出去！”宋回头又对张学良说：“汉卿，要去，我同你一起去！”

　　军统特务们挨了一顿骂，便没趣地回去报告了戴笠。蒋介石得悉，也无办法，只好请宋美龄再去劝说她的兄长，也请端纳去协助劝说，但端纳已无影无踪，宋美龄只好再次硬着头皮劝说她的十分恼怒的兄长。她一到北极阁，见到兄长和张学良后，便有些张口结舌，不知所云；镇定下来后，又于内疚中婉言相劝。她说：“如汉卿久留南京，他们会经常变花样来干扰的。”

　　宋子文听后，就对其三妹说：“你是为人所不能为呀！”

　　宋美龄见兄长略有缓和，便赶快哀求地说：“大哥呀！大哥呀！汉卿不离南京，会使你经常发火的，也会使汉卿不得安宁。我今天要他（指蒋介石）当着戴笠的面，吩咐戴笠，不许乱动。到溪口，汉卿可在千米以内自由活动，可带几个携带武器的亲信卫士，照顾他的生活。那边青山绿水，风景优美，汉卿有兴时，可以随便走动。也允许……探望他，允许他有对外通讯的自由，要什么，吃什么，都可以叫人说一声，或写信给我，给你大哥。以上我保证做到。”

　　宋子文听后，对宋美龄没好气地说：

　　“你想得这么周到，只不过目前敷衍门面而已！”

　　张学良赶快上前一步，对宋子文说：

　　“大哥呀！你对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绝不会怪你没有做到我安全的诺言。权在他手中，我是不会难为你的。我决定明天开始过囚犯生活，我会自解的。”

　　说到这里，张学良眼里流出了泪水。接着又转身对宋美龄说：

　　“我不是禽兽，你为我操心，我不会背恩忘义，能让赵一荻（赵四小姐）和我同去最好。”

　　宋美龄听罢张氏之言，触痛心事，她的“眼泪禁不住像断了线的珍珠，沿着两颊滚落下来”。张学良也深受感动，遂举起右手，与宋美龄握手告别。宋更是泪如雨下，连忙说：“sorry！sorry！……”

　　目睹这种情景，宋美龄在蒋这个暴君的身边，根本谈不到协和亲密的夫妻情趣，她多半是个步履维艰的调人，直到台湾，也是如此。他们的政治见解，是不会完全相同的，但这无直接资料，只能从她的行事中得见一些端倪。

　　张学良到溪口后，才表示出对他的“送行”，有后悔之意。他对陪读的邵力子说：

　　“当时，我出于一时的冲动，毅然决然，亲送蒋返京，当天到洛阳后，蒋的背信弃义的态度已有所暴露，翌日不许我同机飞往南京，此时，我应该冷静头脑，可以自驾飞机回西安；在洛阳，我又碍于宋子文、端纳的面子，不能不顾他们而去。其实，当时宋子文和端纳是可以谅解我的。现在，我只有高呼‘悔不当初了！”邵力子对张的后悔，亦深谓然。

　　蒋介石计谋多端，又有军队在手、实权在手，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打击异己、抬高自己、扩大自己实力的。张学良送蒋之举，实青年人考虑欠周，情感大于理智。蒋丢这么大面子，怎么会轻易饶人呢？但蒋囚禁张学良，面子、威信均在其次，而最主要的是吃掉东北军，此正千载难逢之良机。他自1929年到1930年的讨李宗仁、冯玉祥和中原大战，就是吃掉异己力量。张学良对此并非不知，但当局者迷，他竟忘了，蒋是时刻要吃掉异己力量的。当然，蒋的这种思想是绝不会说之于口，亦不会笔之于纸的。如单从史料学观点看，则对此无法判断。而事实是，东北军从此被分割于他的中央军系统中，东北军不复作为一个实体而存了。蒋的这种内心思想活动，恐怕连宋美龄他也不会告诉。

　　蒋到南京后，马上进行军事部署，临时以五个集团军包围陕西东北军与西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