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错全在张、杨二人。中央军进驻西北，乃国家统一大计，不能违抗。同时，令李志刚传言给杨虎城，令杨就近和顾祝同洽商一切，不必再到溪口。同时，蒋限以1月24日为限，否则即动用武力。顾祝同对此回忆说：

　　“蒋公并告李志刚，嘱其转告各将领，如至1月24日（1937年），再无接受中央命令的表示，即认为有意反抗中央，意谓和平即告绝望。”

　　22日顾祝同进驻潼关，准备作战。但至1月23日，西安方面仍未答复，顾祝同就按既定计划，先令空军轰炸渭南东北军；并于华县对东北军开始炮击。在咸阳，中央军亦采取攻击行动，“藉以压迫张、杨所部将领就范”。

　　24日，西安方面即派米春霖、何柱国、谢珂到潼关见顾祝同。顾氏回忆说：

　　“二十四日，米春霖偕骑兵师军长何柱国、……来潼关见我，表示杨虎城等愿接受中央命令，但有几项请求：

　　（一）在张、杨各部及共军撤退时，由中央与张、杨两部各派十人组织之视察团，分作两组，分派在两方部队前沿，担任监视任务，以免在撤退时，遭中央军攻击；

　　（二）张、杨各部撤退时，请借给伙食费若干；

　　（三）张部在西、兰公路上，酌留少数部队；杨部酌留少数部队在西安。以上三项，当经我一一允诺，并准各借给一个月伙食；视察团即由中央与张、杨各派定人员组成。此外，张、杨两部要求发给善后经费，我只允代向中央转陈，不能肯定。”

　　“米等返陕后，杨虎城于三十一日下令，先将渭河北岸部队撤退，次将渭河以南撤至渭北，第二步再逐渐开往甘肃。二月二日起，张、杨部队开始移动。”

　　但是，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为首的少壮派，则坚持以释张学良为与南京谈判的先决条件。否则不惜一战，以解救张学良。1月29日的渭南会议上，少壮派占了上风，决定“张副司令不回来，我们就不撤兵。”

　　1月31日，西安高级将领召开了最高会议，杨虎城、周恩来、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均出席了会议。会上决定接受和平条件。这与中国共产党政策完全一致。而1937年1月中旬，蒋已开始与中共单独会谈。对此，斯诺有一段说明（转述苗剑秋语）：

　　“一月中旬，潘汉年（作为密使）由南京抵达西安。我们怀疑他，把他作为一个‘嫌疑犯’逮捕起来，结果，我们从他身上，发现了直接与国共谈判有关的文件。其中包括将原来苏区改编为特区，分发给红军士兵军饷，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等等。”

　　对此，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均表示高兴，认为此有助于和平解决。而少壮派则大不以为然，他们坚决要求中共方面支持他们以释放张学良为先决条件，否则就决心应战。于此情况，中共方面表示，如果东北军一致表示以释放张学良为先决条件，否则决不撤军，则中共方面一定和东北军、西北军站在一起，共同奋斗。但1月31日的西安最高会议，却否决了少壮派的意见，决心接受蒋介石的条件。这就使东北军的少壮派的意见无法实现，于是他们决定铤而走险，于2月2日上午发动兵变。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为首，率领军队按黑名单捕人或处决。黑名单上的人有：王以哲、何柱国、缪征流、刘多荃、米春霖、鲍文樾、李金洲、徐方、蒋斌、谢珂。他们首先闯入王以哲家，将王以哲将军杀害于床上。他们认为主和的核心人物是王以哲和何柱国，所以一定要除掉二人。据何镜华（亲历者）回忆：

　　“杜维纲、刘佩苇等人，曾到王以哲家进行劝告。杜维纲给王以哲下跪，刘佩苇哭着恳求王军长念及和张副司令的关系，并为了东北军，一定要向蒋介石……哪怕只要求张副司令在撤兵以前能回来给东北军讲一次话，见一次面就回去也都可以。”

　　但王以哲没有耐心说服，只是说：

　　“于主席现在已到西安来了，有人主持，究竟怎么办，需在今晚（三十一日）三方面会谈后，才能决定。”

　　结果三方最高会议否决了少壮派的意见。少壮派便于2月2日晨在孙铭九家中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少壮派人物有三十多名。他们有人提出：

　　“他们（指王、何二位军长）出卖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出卖我们，我们应当除奸，杀掉他们。”应德田即问大家：“除掉王、何，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坚持营救副司令，大家同意吗？”与会者一齐表示“同意！”并且没有反对意见。

　　就这样，少壮派们“宣判”了王以哲的“死刑”。

　　同时，他们还杀害了交通处长蒋斌、参谋处长徐方、六十七军副官长宋学礼三人。

　　何柱国事先躲到杨虎城新城大楼，未被捕杀。

　　事件发生，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愤慨已极，立即向西安进军，要严惩孙、应等人。东北军广大官兵，也同样表愤慨。这时，中共方面为避免事态扩大，赶快将孙、应、苗等人，接出西安。刘多荃将一些少壮派扣押，并将高福源处决。

　　事后，周恩来首先率中共代表团到王家吊唁。毛泽东又电唁王以哲将军。认为王以哲将军的和平行动是正确的，爱国的。

　　毛泽东的唁电是：

　　“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