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关于汉卿回陕问题，……如为国家整打算，稍明爱人以德之义，则应知汉卿在陕甘变局未定之前，即令国府许可而遽回西北，其自身在责任观念上，亦无以对陕人与国人，无以对军中之袍泽，不独汉卿如此，即中正以数年来力主建设西北为国防重要根据之人，而托付无方，处理未善，以肇此空前之事变，使国家蒙受损失，反躬自省，实亦无以对国家，无以对国人，更无面目以再论国事。故陕甘之统一一日未复，即中与汉卿之罪责不得一日而卸除，汉卿深知此意，故并无回陕之请求而惟望问题之速了，日前彼托瑞峰携回之函，即可知其耿耿西望于兄等者为何如？兄等诚以国家为重，即应体汉卿之心为心，克除成见，迅下决断，确实接受中央之处置，使陕甘之事大定，中得稍减神明之咎戾，届时自当续请政府，俾汉卿仍有以自效于国家，前函已详晰言之，愿兄等勿再作此不可能之要求，以增汉卿与中之罪戾也。其三、兄等当知集中国力，应无害于国家之统一，而不能假此以遂其把持割裂之私图，此次西安事变，中央不惜枉法以求全，固为国难当前，凡属国家力量，均应逾格爱惜，然国家之统一，则不能任其有丝毫之毁伤，今日一般国民，均知非统一不足以御侮，而意志之统一，与军事政治之统一，尤为对外必要之条件，为求得意志之统一，即不能有危害国本之主张，与离间煽惑之宣传，为保持军事与政治之统一，即不容自划区域而形成割据独立之形态，过去二旬间，陕省之宣传与行动，其为分散国力，抑集中国力，固不必多所追述，今日兄等之要求，则何异将陕甘一切，悉令特殊化，何异于要求中央放弃其国防建设与后方根据地，试问如此情形，能达抗敌救国之目的乎？西北为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全国人民方将不惜全力以之为基础，断不能任其有赤化恶化之情势，沦为危害国本之根据地，兄等诚明此意，应勿使其造成复杂特殊之情形，否则兄等以爱国救国为名，而竟不惜危害国家，妨及民族生存，甘与全国为敌，试问将何以自存？自事变迄今，中央爱惜国力，多方委曲之苦心，昭然予天下以共见，兄等同是炎黄胄裔，果有自谋之志与谋国之忠，即应简单坦白，放弃错误，昭示诚悃，表里一致，接受命令，确实服从国家之处置，而迅使西北规复统一之常态，则中央只求国防之基础不受影响，统一之政令得以保持，必使兄等及所有部队，均得其所，亦必无负于兄等救国之初志，不然则是兄等必欲以国事为儿戏，不惜自误以误国，此即非中正之所忍言，亦不愿再向兄等有所辞费矣。中正负疚之身，休假山居，本无任何之职责，兄等若必孤行到底，此后不独西北问题非中所欲置喙，即汉卿今后之行止如何，亦非中之所愿过问，追念多年患难与共之情，及国家不堪再误之危况，辄不禁质陈所见，而致其最后之忠告，何去何择，惟兄及东北诸将领共察焉。”

　　这一长信，就是强调中央统一西北，强调先统一而后抗战，并声明决不允许有地方割据之事发生。并且声且言断不许赤化西北，仍是咄咄逼人。

　　接着，他于1937年2月18日，向五届三中全会报告西安事变始末。

　　“谨报告者，中正于去年十二月以西北剿匪军事，按照预定计划半月至一月间即可完成。特由洛入陕，亲加督促。不图张学良等突然构乱，致有十二月十二日之事变，在临潼西安同时发难，托兵谏之名，行劫质之实，在陕中央军政长官同被留置，凌乱纪纲，震惊中外。中正推诚过笃，虑患不周，仅携少数警卫，皆因抗拒以殉。彼时遘变仓皇，与外间音问隔绝，唯以舍生殉义之决心，求无愧于革命之天职。且深信我中央必能秉总理遗垂之精神，对于戡弭变乱，巩固国本，定有至当之措置。其后卒因中枢决策攸宜，全国军民同心一德，昭宣正义，使倡乱者慴服悔祸，事变得以弭止，中正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回京，张学良则束身自投，愿领受应得之罪罚。对于事变经过，理宜详陈始末。惟自十二月十二日以后，中正虽蒙中央优容，未加谴责，而有亏职守至此，实早以待罪之身自居，未敢更以公职之地位，有所报告。只就当时躬历情形，按日追记，辑为小册，藉答同志之垂询，谨以检呈，乞赐鉴察。查当时陕变诸人，曾经发出通电，陈述其所谓国事之主张，颇引起外间注意。中正在事变发生之日，对张学良始终严词斥责，彼遂不得尽所欲言。及事变发生之第三日，始知其有所谓八项主张者，……张学良以此为彼等共同主张，坚请中正允其实行。中正始终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听其有何陈述，除指出其行动背谬及此等主张之无意义外，并诰谕以党国自有一定之组织与系统，即有意见，亦应向中央依法陈请，张以回京后向中央提出为请，中正即向之说明纵可提出中央，但余必声明不赞成尔等之主张，此段谈话经过，亦具详于小册，惟此节关系较大，不得不特为提叙，俾到会各同志注意。兹值全会开议，对于西北善后，当必有确当之指示，对于国事亦必有详审之检讨，一切取舍可否，自当取决众议，爰特将张学良向中正陈述八项主张之经过，据实叙述藉供察酌。除中正手辑小册之西安半月记，一并检送请予鉴核分发到会各同志外，特此报告。”

　　蒋氏的立场是自己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