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特电致唁，敬候起居。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四日。”

　　同年，毛泽东和史沫特莱谈这件事时，又一次予以论述。他说：

　　“有一部分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这种人各地都有，枪杀王以哲的那位孙铭九，就是这类人物的极端代表。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和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

　　孙铭九和应德田也于解放后认识了这一错误。应氏说：

　　“我们背着周副主席打了二？二的一枪，给西安形势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若不是周副主席力挽狂谰，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将被我们二？二事件所断送。”

　　少壮派忘了放蒋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在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中央三方努力下，终于取得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

　　2月8日，宋希濂驻西安西半部；阮肇昌部驻西安东半部。8日12时，顾祝同到达西安。于学忠、何柱国、孙蔚如到车站迎候。顾到西安后，即劝杨虎城出国，令东北军移防苏、皖。

　　顾立即派何柱国飞溪口见蒋介石和张学良，向蒋报告一切。顾并希望何氏请张学良写一手书，指示东北军按中央指示，办理善后。何柱国偕王卓然、田雨时于2月16日下午（1937年），由杭州抵达溪口，见到张学良和于凤至。晚上同桌吃饭，夜宿溪口招待所。翌晨，张学良一连写了三封信：一致于学忠和东北军将士；一致旅居平津的东北人士；一致万福麟。三封信内容大体相同。

　　致于学忠的信，内容如下：

　　“孝侯兄大鉴：

　　柱国兄来谈，……弟不肖，使兄及我同人等为此事受累，犹以鼎芳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从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目下状况，要兄同诸人，大力维护此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贡献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盼兄将此函转示各军师旅团长，……大家必须对兄如对弟一样。……此颂近安

　　弟张学良手启。

　　二月十七日于溪口雪窦山”

　　东北军调动如下：

　　刘多荃一○五师改编为第四十九军，移驻南阳；缪征流五十七军调周口地区；吴克仁六十七军调蚌埠、商邱地区；周福一二九师归还保定五十三军建制；于学忠五十一军与一一○师开驻安徽蒙城。一一○师并入五十一军两个师内；何柱国骑兵第二军仍驻咸阳。

　　于学忠任豫皖绥靖主任；王树常为开封绥靖主任；刘尚清为安徽省主席；何柱国为西安行营副主任。以后于学忠又调任江苏宿迁一带，任江苏绥靖主任，驻淮阴。至6月份，东北军调编完毕。

　　西北军十七路军调驻三原，红军开至陕北。原来三位一体的联合阵线被蒋拆散。

　　蒋氏所以采取和平解决方针，原因有四：一是宋子文对他不妥协；二是国内各军人大多反对再打内战；三是日寇步步紧逼，使他无暇“剿共”。四，是西安方面表示接受中央处置，延安方面表示接受改编，使蒋无所借口。所以，是时势造成了蒋的停止内战，非其人格所致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国民党于1937年2月中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2月20日，三中全会上通过了《根绝赤祸案》。此前，2月10日，中共中央向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发了一个电报，电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