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深知斯大林对美国在华的行动特别敏感，斯大林就对宋子文直截了当地说过，“要么你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站在美国一边反对我们。”因此，蒋介石在日益尖锐化的美苏对立中，意识到他是战后美国对付苏联，防止共产主义蔓延的主要帮手。美国显然需要蒋介石，美国对华政策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美国也不会轻易抛弃他，美国支持和援助的对象只能是蒋介石。蒋介石也从美国最初的对华政策中尝到了甜头。抗战胜利以后，以赫尔利使华为标志，就明确了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战后，美国又积极帮蒋抢夺胜利果实，运兵各地，恢复对全国的控制。这就坚定了蒋介石借助美国力量解决国内冲突的想法。于是，外交上就采取亲美的“一边倒”策略。

　　美国是按照美国的利益来解决国共纷争，试图在中国避免大规模的内战，他们设想促进国共成立联合政府，即由美方调停，国民党让出部分权利给中共，同时着手民主改革，以换取中共交出军队，把共产党联合统一到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中去。而蒋介石认定，国共矛盾不可调和，只有武力才能根本解决。蒋介石凭军事的绝对优势，一有机会便大打起来。所以，掌握决定美国政府各部门能否对华援助大权的马歇尔，对蒋介石执意内战表示不满。特别是蒋介石阳奉阴违，更令人生气。

　　为了加强同马歇尔打交道的地位，谋求更多的美援，就必须把美国拉在一边，抱成一团。于是，蒋介石在外交上玩起了苏联牌。首先，蒋介石拼命说苏共和中共完全是一回事，夸大苏联对中共的影响，以刺激要挟美国。蒋介石多次要马歇尔相信，中共的壮大，并进入东北是苏共一手造成的，要马歇尔“以客观态度认识俄共乃绝无诚意者”，在听到马歇尔要停止运送国民党军队时，蒋介石力陈“殊不知此时对共党妥协，实无异对俄国屈服”。1946年3月9日，蒋介石告诉马歇尔，“如果万一中俄发生军事冲突，或俄对中、美作战时，共军必效忠苏俄，听从俄共之命而向我攻击。”

　　为了表示蒋介石不受苏联的拉拢，蒋介石不惜疏远同苏联的关系，采取明显倒向美国一边的政策。1946年2月，斯大林邀请蒋介石访苏，斯大林摆出友好的姿态，要加强同国民党的合作关系，实际上具有防备美国、抵御美国对中国影响的目的。蒋介石认为这是斯大林离间中美关系的计谋，而蒋依赖美国援助颇多，访苏必将引起美国的疑虑。于是，蒋介石便拒绝访苏。时隔两月，斯大林又发出邀请，再次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蒋介石此举意在向美国表示坚定的反苏立场，使美国看到蒋是真正铁心跟着美国走的。实际上是蒋企图借重美国的力量来限制、抗衡苏联，并诱使美国加强国民党中国在美苏对抗中的战略地位，加强对蒋介石的倚重和支持。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此次婉拒斯大林邀约赴俄会议，为我外交成败之重大关键。若以马歇尔最近对余之态度而言，诚令人失望，然余深知俄国扶助中共赤化中国之一贯政策，决不能因余之赴约而有所转移，且徒增马歇尔之疑忌，是适中斯大林离间中美之阴谋耳。故对美、对俄之外交政策，决不能以马歇尔个人一时之好恶而变更我基本国策。”所谓“基本国策”就是对美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蒋介石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必定增加苏联的疑忌。因为斯大林是不愿看到中国，特别是东北成为美国反苏的阵地的。所以，苏联在撤军问题上坚决予以拒绝，同时阻止国民党军队正常地进入东北进行接受工作，蒋介石在此可谓失算一着。

　　蒋介石亲近美国疏远苏联的“一边倒”的政策，也使蒋介石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国民党内持异议者不乏其人。张治中就几次要求蒋改变对美“一边倒”的政策，不要怕美国“吃醋”。为了国家利益要实行中苏、中美并重的外交方针。他说，“过去一面倒亲美外交政策，根本丧失了独立自主精神，不符合国家利益。建议向苏联提出派遣特使赴苏，以谋求打开中苏僵局。”对此，蒋介石一度似有所动心，针对美国援助不力，蒋曾负气地提出，中国今后决不再依靠美国，今后必须加强与苏联的联系，并放风邀请苏联调停国共冲突。当美国注意及此时，蒋介石赶忙派私人秘书告诉美方，一面证实苏联曾提出调停，一面又讨好说不想与中共和解，从而加快美国援助的步伐。然而，当美国发现蒋介石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时，也不得不考虑在东亚另寻合作伙伴。

　　其实，国家外交关系上的美苏并重，并不等于是政治上的并重。只要正确地处理对两方的关系，局势的发展或许是另外一番样子。

　　兵败内战

　　蒋委员长迷信自己的武力，认为半年内即能“解决”共产党，未曾想一年缓兵，二年进攻，三年招架，四年惨败，待三大战役逐鹿中原之后，被“解决”的反而是国民党政权，蒋家王朝已经呈现土崩瓦解之势了。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命令蒋军向中共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全国性的新内战由此开始。起初，蒋军来势很猛，凶焰嚣张。从7月至10月，蒋介石调集了一百六十多万人的正规军（占全部正规军的80％），向各解放区进犯。武汉行辕的程潜所属二十一万人加十几个保安团，向中原解放区进犯；徐州绥靖公署薛岳、吴奇伟所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