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指尖点着上面标注的钱庄位置。

“光绪八年（1882年）初，上海有名有号的钱庄七十八家。到年底，还剩六十九家。而现在，”

陈阿福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又少了三家。按照这个速度，到年底，能剩下二十家就是万幸。”

沈子清艰难地吞咽了一下：“陈先生，我不懂什么高深的学问...但我在街上跑了十年，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从前也有银根紧的时候，但各家互相拆借，总能渡过难关。这次...这次像是所有人都约好了一起死。”

陈阿福指了指对面的真皮沙发，躲过了这个话题，

“徐二爷刚才的样子，看见了？”

沈子清坐下，只觉得屁股底下的沙发软得让人心里没底。

“看见了。”沈子清斟酌着词句，“徐二爷……脸色不太好。”

“何止是不太好。”

陈阿福轻笑一声，拿起一支红笔，在地图上的某一块区域重重画了个圈，

“他刚才坐在这里，求我借给他五十万两现银救急。他说只要能挺过这一关，也就是挺到年底，他愿意付二分的高利。甚至愿意上书李中堂，把他在招商局的位子让出来。”

“明明几月前，他还授意青帮跟我的人打擂台，恨不得我早日去死，现在却要客客气气地亲自登门。”

沈子清沉默不语。

让出招商局的位子？那是徐润的护身符，是他在官场的根基。连这个都肯拿出来，说明他真的已经快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那你…… 您答应了？”沈子清试探着问。

陈阿福抬起头，那双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我没那么傻。”

“为什么？”沈子清脱口而出，“徐润虽然现在周转困难，但他手里的地皮是实打实的。现在的地价虽然跌了，但只要等到……”

“沈先生。”

陈阿福打断了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隔着一条分叉口，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在冬日的阴霾下显得格外肃穆。

“我听说你是个读书人，也是个跑街放贷的老手。刚刚你睡着，我找人打听了一下你，虽然如今债主临头，但仍有人对你评价很高。

我虽然是开银行的，天天跟钱打交道。但我只愿意相信可以相信的人，钱要流向有信誉的人，而不是熟人。

你，或者说，你们这些钱庄的人都清楚，我是九爷放在这上海滩的一只秃鹫，或许，你们更认为，我是来抢你们钱庄生意的，抱团抵制，甚至很多人都不愿意见我。”

陈阿福转过身，背光而立，面容隐没在阴影中：

“徐润现在的窟窿，不是五十万两能填平的。他就像一艘底舱全是水的大船，随时有可能倾覆。

我现在借给他五十万两，就是把这笔钱扔进水里，连个响都听不见。他未必能活，我的钱也会陪葬。”

“那……您就看着他死？”

“死不了。”

陈阿福冷冷道，“他是官面上推举出来的人物，大清的官场会保他，李中堂会保他。但他必须把吃进去的肉吐出来。”

陈阿福走回桌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随手扔给沈子清。

“这也就是我今天见你的目的。沈先生，我听说你人脉广泛，在钱庄的跑街里也算是讲信誉的，我希望这份名声，比银子好用。”

沈子清接过文件，是一份拟定好的《中华通商银行特别信贷公告》。

他快速浏览了一遍，越看越心惊。

公告上写着：

中华通商银行，感念市面银根紧缺，商贾周转不灵，特此拨出专项资金，以解燃眉之急。

但条款极为苛刻：

第一，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信用拆借。也就是说，哪怕你是正元、阜康这样的大钱庄，凭脸面和信誉也借不出一两银子。

第二，只接受实物资产抵押。优先要几样东西：上海租界内的整块地契，带房产者优先、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原始股、以及优质的大宗货物现货，需入指定库房存放。

第三，所有抵押品，一律按当前市价的“三五折”估值放款！

第四，若三个月内无法赎回，抵押品直接归银行所有，绝无宽限。

“三五折？！”

沈子清手都在抖，“陈先生，这……这未免太过苛刻！

现在的市价本来就已经跌去了将近一半，你还要在跌了一半的基础上再打三五折？这一块价值一万两的地皮，你只给一千五百两？”

陈阿福重新坐回椅子上，吸了一口雪茄，吐出一团青灰色的烟雾。

“沈先生，你搞错了一件事。”

“现在市面上的市价，是虚的。

你说那块地值一万两？好，你让他拿去卖，现在全上海，除了我，谁能拿出现银来买这块地？

汇丰？汇丰现在正在抽银根回笼资金。

钱庄？钱庄自己都快被挤兑得关门了。

徐润、胡雪岩？他们自身难保。”

“现在，只有我有大笔的现钱，而且愿意现在拉你们一把，那些洋人和藏在深宅大院里的银子，在等着尘埃落定，尸横遍野才会出来！”

“我有整整两百万两，躺在地下金库里的、白花花的现银和黄金！还有随时可以调动的五十万两南洋华商会的流转金。”

“在这个所有人都缺血的时候，我手里的一两银子，能买他们一条命。”

“我给三五折，那是给他们留了口棺材本。若是等到债主破门、官府查抄的时候，他们连这三五折都拿不到，只能去跳黄浦江。”

沈子清沉默了。

虽然情感上难以接受，但理智告诉他，陈阿福说的是实话。

这是眼下最残酷的一面——流动性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