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所有人都急需现金的时候，现金就是皇帝，持有现金的人就是主宰。

沈子清踌躇起身，拉开门的瞬间，他满眼通红，突然又回过头，冲着办公桌磕了个头，

“陈先生，我知道您是有学识的人，您就当是可怜我，死让我死个明白，我实在不懂，这黄埔滩的问题出在哪里，赵老太爷对我极好，我是穷苦人家出身，通裕出钱送我读书，做了跑街这么多年，感念这份恩情，我想斗胆，让先生给我解答。

我带着答案回去，也好过通裕真的关门那一天，仍不知道根源在哪里。”

陈阿福从桌上抬起头，第一次有些真正地正视眼前这个男人。

“你坐吧，”

他稍加思索，从书架上挑挑拣拣，整理了三份文件递给沈子清。

“首先，这次和你理解的往常银根收紧，同行拆借度过难关的规模不同。”

陈阿福指了指第一份文件，

“光绪八年（1882年），上海股市达到巅峰时，矿务股市值超过两千万两白银。而年底暴跌至不足七百万两。这一千三百万两的蒸发，相当于上海全年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这些钱从哪里来？大部分来自钱庄的放款。”

沈子清喃喃道：“金绍诚就是拿丝栈抵押，借了钱去炒股...”

“自然是不止他一人。”

陈阿福冷笑，“徐润，这个广东买办，你可知他欠了多少？”

他翻开第二本账册，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数字。

“十月，徐润名下欠二十二家钱庄共计一百零七万两。他用这些钱做了什么？

购买地产、投资矿务股、经营茶栈。

他的资产估值一度高达三百四十万两，但那是市价虚高时的估值。如今地产有价无市，很多他参与的矿务股一文不值，他那些资产现在能变现七八十万两就不错了。”

沈子清倒抽一口凉气：“一百零七万两...这要是全成了坏账...”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陈阿福的声音低沉下来，“最可怕的是，钱庄之间的连环担保和拆借。

我给你算一笔账：德丰钱庄放给金嘉记十五万两，同时从正元钱庄拆借八万两周转。正元钱庄的钱又是从汇丰银行借来的。

金嘉记一倒，德丰还不上正元的钱，正元就还不上汇丰。汇丰一抽贷，正元只能向其他钱庄催收...如此连环，一倒俱倒。”

“这就是现代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我在美国读书时，研究过1837年和185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本质如出一辙：过度投机、信用扩张、最后泡沫破裂。

但美国有国家银行体系，有联邦政府介入。而我们有什么？”

沈子清沉默片刻，低声道：“我们有朝廷...但朝廷...”

“朝廷不懂，也不想懂。”

陈阿福接过话头，声音里带着深深的无奈，“户部那些老爷们，还在用康熙年间的眼光看钱粮。他们只知道收税，不知道现代金融为何物。去年李鸿章大人筹建轮船招商局，发行股票，本意是招股揽钱，师夷长技，结果呢？成了投机工具。”

他突然转身，目光灼灼地盯着沈子清：“你可知，这场危机的根源，早在十年前就埋下了？”

沈子清摇头。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上海外国银行放给钱庄的拆款约为三百万两。到光绪八年（1882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一千二百万两。四年翻四倍！”

陈阿福的手指重重敲在桌面上，

“钱来得太容易，所有人都疯了。钱庄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存贷业务，开始大肆投资地产、股票、甚至自己开设矿业公司。”

他翻开一叠英文报纸的剪报，指着上面的报道。

“《北华捷报》去年六月就发出警告：‘上海股市的狂热已到危险边缘，矿务股价远超实际价值。’但没人听。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相信，只要不断有人接盘，这个游戏就能继续。”

沈子清想起了金绍诚在四马路番菜馆请客时的场景，那些红光满面的商人，那些恭维和敬酒...原来早在那时，丧钟就已经敲响。

“陈先生，”沈子清的声音嘶哑，“那洋人...洋人就清白吗？汇丰、麦加利这些银行，不也在放款吗？”

“问得好，问到点子上了。”

陈阿福坐回椅子上，双手交叉，“洋行当然不清白。但他们有两条退路：第一，他们的资本大多来自海外，可以随时抽离；第二，他们有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保护。一旦出事，他们最先抽身。”

他取出一份涉及汇丰银行的报告，指着上面的数据。

“你看，汇丰去年对华放款总额中，只有不到三成是给中国钱庄的短期拆借，其余都是给清政府和官督商办这类公司的长期借款，有海关税收作抵押。风险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

“海关税收是英国人在管，钱是直接到他们那里，扣掉之后才会给朝廷。”

陈阿福揉了揉眉心：“更致命的是，国际银价下跌对我们造成双重打击。这你可能不懂...”

“我懂一点，”

沈子清突然开口，“白银跌价，洋人用同样的英镑能换更多两银子。他们进口货便宜了，但我们出口的生丝、茶叶，换回来的银子实际价值在下降。”

陈阿福惊讶地看了他一眼，随即点头：“没错。光绪六年（1880年），伦敦银价每盎司60便士。去年已跌至52便士。这意味着，同样一批生丝出口，实际收入少了15%。丝商利润被挤压，不得不借钱维持，债务越滚越大…直到崩盘。”

“不要以为这场灾难是因为金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