吗？”

“那也不能这样下去。”我看着四楼那个黑暗的窗口，“万一老人真的需要帮助呢？”

我们商量后决定，明天一起去物业，要求他们必须检查404室的情况。如果物业不管，我们就报警。

离开前，我最后看了一眼3号楼。四楼的窗户突然亮了一下，然后又暗下去。

像是有人划了根火柴，又迅速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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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下午，我们三个骑手加上另外两个也曾送过404室的同行，一起找到了幸福小区的物业。

物业经理是个秃顶的中年男人，听我们说完后，一脸为难。

“赵老师我们确实联系过，”他说，“大概三周前，有邻居反映他家有异味，我们上门查看。赵老师开了门，说自己感冒了，不想传染给别人，让我们别进来。”

“你们没进去看？”

“没有。”经理摇头，“赵老师是退休教师，德高望重，他说没事，我们也不好硬闯。”

“但最近一个月没人见过他出门。”我说，“外卖都是让放门口，从不露面。您不觉得奇怪吗？”

经理犹豫了：“这...”

“如果老人在屋里出事了呢？”年轻女骑手说，“要是饿死了，病死了，或者摔倒了爬不起来，你们物业也有责任吧？”

这话击中了经理的软肋。他擦了擦额头：“这样，我跟你们再去一趟。如果还是不开门，我就报警。”

下午三点，我们一行人来到3号楼404室。经理敲门：“赵老师？赵老师在家吗？我是物业的小王。”

没有回应。

经理又敲了几次，打电话，门内传来铃声，但无人接听。

“赵老师？您再不开门，我们只能叫开锁公司了！”经理提高了音量。

这时，门内终于传来那个熟悉的声音，比夜晚更加虚弱：“我...没事...别进来...”

“赵老师，邻居们都很担心您。”经理对着门说，“您至少让我们看看您，确认您没事。”

“我...我很好...”声音断断续续，“走吧...都走吧...”

经理转头看我们，眼神示意：听到了吧，人家说没事。

但我不甘心。我走到门前，对着门缝说：“赵老师，我是昨晚送外卖的小苏。您还记得吗？您让我把外卖放门口。”

门内沉默了。

“赵老师，如果您需要帮助，就说出来。”我继续说，“我们都是普通人，可能帮不上大忙，但至少可以送您去医院，或者联系您家人。”

“家人...”门内传来一声苦笑，苦涩得让人心碎，“没了...都没了...”

“那您更需要帮助了。”我说，“开门吧，赵老师。至少让我们看看您。”

长时间的沉默。就在我们以为不会再有回应时，门锁“咔哒”一声，开了。

不是完全打开，而是一条缝。那只苍白干瘦的手再次出现，对我们招了招。

“进来...一个人...”声音说。

经理犹豫了一下，推门走了进去。门在他身后关上。

我们在门外焦急等待。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

门开了。经理走出来，脸色古怪。

“怎么样？”我们围上去。

“赵老师...确实病了。”经理说，“躺在床上，很虚弱，但意识清醒。他说不需要帮助，让我们别再来打扰。”

“您看到他本人了？”

“看到了。”经理点头，“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只露了个头。房间很暗，但我确定那是赵老师。”

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该相信还是怀疑。

“他还说，”经理补充道，“让我们转告送外卖的，以后不用送了，他儿子明天就回来照顾他。”

这话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经理都这么说了，我们也没理由继续坚持，只好各自散去。

但我留了个心眼。我没有走远，而是在小区对面的奶茶店坐着，继续观察。

下午五点，我看到一个中年男人提着行李箱走进了3号楼。四十分钟后，他出来了，没带行李箱，行色匆匆地离开了。

那是赵老师的儿子？如果是，为什么这么快就走？为什么不留下照顾生病的父亲？

疑团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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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晚上，我鬼使神差地又来到了幸福小区。这次我没有接单，只是单纯想看看。

十一点半，我看到一个骑手走进3号楼。十分钟后，他出来了，一边走一边打电话：“对，又取消了...真他妈邪门...”

果然，订单还在继续。

等骑手离开后，我走进了3号楼。楼道比前几天更加黑暗，连我的手机手电筒都显得黯淡无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甜腻的腐臭味，越往上走越浓。

来到四楼，我看到404室门口放着两份外卖餐盒——一份是今晚的，一份是昨晚的，都已经馊了，吸引了几只苍蝇嗡嗡飞舞。

门缝下没有光。

我蹲下身，从门缝往里看。一片漆黑，但那股腐臭味明显是从门内传出来的。

我敲了敲门：“赵老师？”

没有回应。

“赵老师，您儿子不是回来了吗？您还好吗？”

依然寂静。

我拿出手机，拨打了订单上的电话。铃声在门内响起，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一遍又一遍。

就在我准备挂断时，电话被接起了。

但接电话的不是赵老师。

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冰冷而生硬：“别再打来了。”

然后电话被挂断。

我愣住了。那是谁？赵老师的儿子？如果是，为什么语气那么奇怪？

我再次拨打，这次直接提示“您拨打的电话已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