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匆忙离开燕京时，竟忘记了他从中京带来的两千袋金银财宝，耶律淳继位后，萧皇后把那笔财宝搬入宫内密室，一进一出之际，就派了李三锡清点收发，幸无差错。就凭这一点，受到刘彦宗的赏识，今日果然派了大用场。用当其才，人尽其用，这是一个兴旺的朝廷在用人选能方面的独特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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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宣德门到南薰门这条御道直街被鳞次栉比的禁军岗哨封锁起来，哪怕你是皇亲国戚、丞相侍从以及一应军民人等，没有得到开封府的许可，一概不准通行。在遮遮盖盖掩蔽得不太严实的障幕中间络绎不绝，挑着担子、篓子往来的都是从上四军、京畿保甲中挑选出来的夫子。他们一担担、一篓篓地把封桩库以及户部所属各府库中所有的金银珠宝、绸缎绢帛搬往南薰门，归金人接收。

在鞭子和朴棒的赶逼下，夫子们一天要跑四个到六个来回。还定出了严格的规矩，装卸货物要爽利，行路要快捷，彼此之间不得交头接耳互相说话，还不许偷看自己和别人的担子，担子上面都盖上油布，虽然大家都明白里面装的是什么。这真叫作“掩耳盗铃”了。

被这样一种苦役折磨得筋疲力尽的夫子们，有时竟倒在地上，站不起身子来。平均每过七八天，就要重新换上一批人。

提举其事的王时雍把目光转到赈济所，要想从吃救济粮的难民溃民中挑选出一部分年轻力壮的夫子，帮助搬运，省得他们长期白吃朝廷粮食。这个想法精明到了极顶，不愧为铁算盘的计算。可惜他从小处落墨，未免有点鼠目寸光。

王时雍刚派干员到赈济所去谈判，就被何老爹顶回去。他说难民们一个个面黄肌瘦，有气没力，十个中难得有一个担得动一百斤担子的，误了难民的身体事小，误了您老的公事就不得了。再说这件事要让大金知道了，说你们尽派些饿夫疲卒搪塞应命，显见得办事不力，居心无良，老大的皮鞭甩下来，您老可吃不了兜着走。

干员回去汇报了。王时雍跟何老爹打过交道，知道这个泼皮难对付，恨不得把他一索捆来，尽情惩治，以泄心头之愤。不过何老爹并非单独的孤家寡人，有一大帮子人做他的后台，此事孟浪不得。徐秉哲先去萧庆那里告状，此时萧庆已取得处理宋朝政务的全权，王、徐有事不再需要回御前取旨，有名无实的宰相何、孙傅早已靠边站了，万事只要萧庆点个头就算数。萧庆熟悉宋朝情事，他反问王时雍一句，凭你们开封府几个公人就对付得了赈济所里那些强徒？赈济所之事以后再说，目前你们休去打草惊蛇。太上皇帝发了话，王时雍只索罢休。

现在还没到论功行赏之时，王、徐预作伏笔，把自己的亲信都推荐到簇合、接收、清点、搬送犒设财物的部门中任事，连职名也照搬大金的一套，除了头子以外，其余办事人员一律平等，都称为“任用”。一时东京的官场中发生了“任用”热，大家都钻门路要充当一名“任用”。

进士出身，久为朝廷命官的开封府少尹余大均、鸿胪寺少卿王及之、大理寺丞胡思、军器监少监王绍、左谏议洪刍、吏部郎何昌言、著作郎颜博文等高中级的和低级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官员降格以求，都自愿“任用”。其中王及之、王绍、胡思等人益发放下官架子，脱去袍服，短装打扮，脚蹬麻履，手执皮鞭，也上大街来吆喝鞭扑，叱令目不斜视的夫子们快走，夫子的视线要是在担子上停留一会儿，无情的皮鞭便劈头盖脑地打过来。这番有声有色的表演是专门做给李县丞、拔离看的。李县丞在宣德门专管发货，拔离走下南薰门，专管取货。御道上自然也有些铁骑往来巡视，胡思等任事也希望铁骑赏光，看看他们的表演。只要他们面有喜色，略示许可之意，他们就大为得彩了。至于在道路上乘铁骑注意不到之时，做些手脚，把自己随身带的成色稍差、分量不足的金银锭子换成好的、大的，那是公开的秘密，任用们人人有份，或有胆大包天的，顺手牵羊，把些珍珠翡翠玛瑙碧玉塞进自己的口袋，那多少要冒点风险。想那金人也是通情达理的，俺们好容易出来一趟，得些辛苦钱，他眼开眼闭放过门就算了，又不教他自己掏出腰包来。难道他这点面子都不给？

在那人人都想爬高位，不肯屈就低职，在那讲究官场体统，不愿丢落架子，在那贱视劳动、看不起武弁的时代中，居然有那么一大批人放着大官、文官不做，甘愿抹下面孔，当一名牛马走的微末“任用”，踉跄于严寒之日，颠仆在御道之上，这看来好像不太正常，其实倒是十分正常的。因为他们希望得到的和可能得到的，要比他们失去的多而实惠。如果说，认为他们单单是为在货担上捞几把银子以博蝇头微利，那就太小看他们了。他们希望得到的是十倍百倍于此的大利。他们凭着十分灵敏的政治感觉，清楚地知道时至今日，唯有得到金人的青睐，才有光明前途，丢下一个饥不可食、寒不能衣的民族尊严感，那又算得什么。

现在他们追求李县丞的一盼之荣，好像当年金殿应试时希望得到主考官的巨眼赏识一样。官场的事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到头来还是一个实际问题。我“善价而沽”，只要你看得中，就出大价钱来买。买卖之际，绝不存在什么名节之类的抽象问题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