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作用。在获得了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的领地之后，普鲁士不仅扩充了国土面积、增加了人口数量，还显著提升了经济的实力和潜力。普鲁士不仅在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与奥地利不相上下，更是在经济发展上做好了超越奥地利的准备。而这正是工业化时代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不过，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宪法上都较为保守。普鲁士没有联合议会，而改革虽然在一些省内持续进行（西部省份虽然没有进行改革，但仍然是较为进步的），但在中央却被腓特烈·威廉三世终止了。1819—1820年，主要的改革家纷纷卸任。奥地利则缺乏必要的集权化来应对领地和其他方面的变化，再加上约瑟夫二世早期的改革，使得拿破仑时代后保守主义和不作为充斥其中。其他小邦的情况则各不相同。一些邦国在这一时期通过了新宪法，例如巴伐利亚和巴登（1818年）、符腾堡（1819年）以及黑森—达姆施塔特（1820年）。符腾堡的庄园主和邦君一致认可宪法，但除此之外，其他邦国的君主都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不过，尽管选举权以财产为判定基准，限制很大，并且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也不太民主——认为官僚为公民服务的统治要比公民自己的暴民统治好，但一个能够互相讨论的议院，比如巴登议会的下院，至少提供了一个政治演讲的实战平台。

许多拿破仑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法律改革在1815年后都没有更改，每个领地的改革都不一样。农奴制原本在易北河东部盛行，拿破仑时期废除后没有恢复。劳役的折合偿付也没有更改，虽然（像在普鲁士那样）这常常让农民的境况变得更加艰难，而贵族仍旧保持着他们的地位和许多特权。德意志社会的确正在转型成为阶级社会，劳动力的流动性也在不断增加。然而，它还远远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没能占到主导地位。此外，虽然一些地区的改革在持续进行，也有所扩展，但很快一场政变便悄然来临。

1815年后成立了一些学生团体，它们被称为大学生协会（Burschenschaften，第一个在耶拿成立）。1819年，协会成员、一位叫卡尔·桑德（Karl Sand）的神学学生谋杀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剧作家科策布（Kotzebue）。梅特涅（Metternich）把这次谋杀作为借口，于当年颁布了打击自由主义者的《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 Decrees）。其中包含了许多审查措施，并加大了对中学和大学的监管力度。1820年的《维也纳最后议定书》（Vienna Final Act）将这些措施写入了联盟的宪法。梅特涅的保守主义导致了可能具有煽动性的教师遭到解雇，大学生协会解散，一些报纸被查禁，少于20印张（Bogen，大约320页纸）的所有出版物均需经过审查才能出版。为了达到至少321页以避开审查，许多小册子写得十分啰唆，或者字体大，页面小，充分体现了何为版式决定文学体裁。尽管19世纪20年代的经济萧条引发了1816—1817年“饥饿之年”（hunger years）的农业危机，但在维也纳会议之后大约十年的专制环境中，大多数人仍旧对政治毫不关心。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尽管一些政治趋势才刚刚萌芽，但它们仍在发展，并逐渐形成了19世纪中后期的党派政治格局。自由主义的发展相当重要，它比起18世纪的讨论小组的观点更加具有政治形式和色彩。德国北部的自由主义者更为保守，他们的戒心较重，希望恢复旧时庄园的各项权利；而南部较为激进，专注理论的自由主义者则试图创立新的宪法，或通过有效的法规来保护个人自由并限制领主的权力。这两种自由主义之间是有区别的。有人将德国的自由主义者都看作是进步的、急功近利的中产阶级企业家，并试图开创新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看法是错误的。19世纪早期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大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有职业的中产阶级，而非有财产的中产阶级，虽然这两者并不矛盾。而这样的中产阶级，并非充满活力、要求社会彻底改变的商人。这种自由主义，也不同于民族主义。若是以为德国政治的民族主义是在19世纪产生的，那就陷入了目的论和事后诸葛亮式的错误。不过，政治思想和诉求常常混在一起，形成各种各样的主张。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帝国内的贸易壁垒应当废除，而浪漫主义则怀有守旧的民族主义，对理想化的中世纪德意志帝国无限崇拜，更有甚者沉浸在所谓的德意志狂热（Deutschtümelei）中，对一切德意志的事物大加赞赏。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在类似1832年5月举行的哈姆巴赫节（Hambach Festival）这样的欢乐气氛中，还能看到更为广泛的大众激进主义，约2.5万至3万人聚集在一起，载歌载舞，进行政治演讲。但建立人民主权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呼声并未得到回应，没有协议规定应当采取任何政治行动来达成这一目标，高呼新闻自由的类似组织也只是存活了短暂的时间。这一时期的天主教也开始通过政府行动来宣传教义。同时，也是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一些更为激进的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