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主导并排除了哈布斯堡奥地利。关税同盟的起源是1818年普鲁士颁布的《关税法令》。这个法令取消了省际和城市间的复杂税收，创建了没有内部关税壁垒的统一市场。紧接着，普鲁士人就注意到，普鲁士西部和东部省之间的原料和货物运输相当艰难，因为要穿过其他的德意志邦国和不属于普鲁士的一些飞地[1]。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一些邦国陆续加入普鲁士主导的关税同盟，而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则在1828年组成了自己的关税同盟，萨克森、汉诺威和不伦瑞克等其他邦国也组成了中德商业同盟（mid-German Commercial Union）。商业同盟的协约较为消极，规定对所有经由这些领土的货物都不征税。于是，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Deutscher Zollverein）成立了，18个邦国，2300万人口从中受益。奥地利选择不加入这个组织，而是在德意志联邦外的哈布斯堡领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关税同盟。因此，虽然梅特涅保守主义统治下的奥地利在邦联内仍然拥有主导的政治力量，但普鲁士却逐渐在经济上占了上风，其货币泰勒（Thaler）也成了关税同盟中的通用货币。经济上的统一也预示了今后政治统一的方向。

同时，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变化引发了更加直接的政治动荡。18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人口整体上呈增长趋势。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欧洲人口大约翻了一倍。德意志则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增长，但工业化前的经济生产却无法满足这么多人的粮食供应。于是，饥荒和农村失业现象十分常见，许多人逃向城镇，甚至跨越大西洋移民到了充满机会、边疆未定的美国。贫困人口增加，极度贫穷泛滥，同时中产阶级又自给自足，秉持着毕德麦雅的生活方式，仅从基督教会的慈善活动中就可以看出，这些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穷人也时不时地想要拥有决定权。1844年，受日益先进的英国纺织业和国内引入的新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西里西亚的织布工发起了抗议。1846—1847年，一种土豆枯萎病肆虐，导致成千上万人营养不良、饱受饥饿之苦，贫困和饥饿引发的疾病，带走了千千万万个生命。社会的动荡不安让知识分子对梅特涅日益过时的保守主义政策感到忧虑，并开始对专制的政治环境产生不满。不过，最终引发1848年革命的火花却并非来自于内部，而是又一次来自于法国的另一场革命。

地图5.3 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发展

[1]飞地， 即隶属某一行政区管辖但并不与本区相毗连的土地。如美国的阿拉斯加州。——译者注

1848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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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对欧洲来说是个革命之年。法国的二月革命使国王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倒台了，德意志领主们惊慌失措，各方趁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由此导致了德意志境内叛乱四起。但各方的呼声并不相同：普通民众由于社会的动荡，本质上对批评十分敏感，同时又极端保守，要求恢复所有旧的规章制度；自由主义者要求宪政和某些经济上的自由权利；民族主义者则希望德国的统一。至于工人阶级的抗议，虽然有，但大多仍局限于要求提高工资并改善工作环境。因此，1848年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由于此前为德国统一所做的所有努力最终都失败了，1848—1849年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并没能换来德国的统一，而1871年的统一也并非自由主义的，因此，借用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 J. P. Taylor）的话，1848年常常被称作是“德国没能成功转折的转折点”。然而，这个看法还是太过一概而论，太过片面了。1848—1849年的动荡的确使德国发生了不少变化，相比1848年，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有了很大的改变。先预设更为“正常”的发展模式，再严厉地批评德国历史不符合正常的发展轨迹，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而试着澄清真正发生的事实，并理清其原因和结果，才更有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19世纪40年代中晚期的德意志社会动荡不安。不过，比起短期的经济萧条，经济危机的长期影响（比如债务高攀、贸易危机）更为重要。经历了1846—1847年的饥荒和萧条后，1848年的德国经济实际上已有所恢复。再者，对于自由派来说，大众的贫困并不是他们主要的担忧。随着1848—1849年社会的持续动荡，农民和手工业者与自由派所关注的议题的鸿沟越来越明显。在1848年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自由主义者的目标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普鲁士，1840年腓特烈·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的即位短暂地点燃了自由主义者的希望，而1847年4月召开的普鲁士联合议会，更让自由主义者充满了希望。然而，还没谈及拨款，议会就在宪法改革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最终，议会解散了。同时，人们还发现，腓特烈·威廉四世并非自由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