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逊就非常推崇伯顿的《忧郁的解剖》，还说“这是唯一能让他提早两小时起床的书”。[11]

越来越多的人对忧郁产生兴趣，但这并不能证明当时已有相当多的患者。历史学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认为，可能因为医学研究发展，或纯粹作为一般问题，这个疾病才渐渐受到关注。不过受到无所事事的有钱人影响，有人摆出那其实很无聊或漠不关心的姿态，也难怪医界人士有偏见，认为那是天才才会生的病，或至少是“过得舒适的人”想弄个吸引人的诊断好提高身价，但其实只是心情不好而已。切恩医生认为：“一般来说，哪有什么精神病，所谓的患者，都是一些活泼敏捷的人。这些人顶尖聪明又有内涵，有敏锐透彻的观察力，对于快乐和痛苦非常敏感，有高度的感知力和品味。”[12]

十八世纪中期，忧郁确实变成英格兰有钱人之间时髦的象征，枯燥无味的诗句也风行起来，像是托马斯·沃顿（Thomas Warton）的《忧郁的喜悦》（The Pleasure of Melancholy）以及伊丽莎白·卡特（E-lizabeth Carter）的《忧郁颂》（Ode to Melancholy）：

来吧，忧郁！沉默的力量

孤独的同伴……

你是贴心又令人伤心的好陪客。[13]

其实很多人认为，社会精英才会有忧郁病，还以此创作讽刺文学。十八世纪中期某出英国戏剧中，有个理发师哀怨地说自己心情忧郁，旁人回说：“忧郁？太夸张了，‘忧郁’是理发师会说的话吗？你应该说，沉重、无聊、脑袋不灵光。忧郁是贵族们武器上的纹章呢！”[14]从医生的立场来看，他们急着想帮有钱的患者做诊断，说他们有忧郁症（或称为“脾气不好”），好从神职人员手中抢到治疗精神失常的权力。

伯顿开始研究之后，忧郁变成为一项时髦的事，让人变得有个性，但我们要问，为什么是这种特殊的姿态或态度领导潮流，不是其他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应该是狂妄自大或豪迈自在，而不是病得奄奄一息、衰弱无力；另外，伴随着这个时代的另一个主轴——启蒙运动，有更多人应该是带着求知若渴的心情才对。不过，虽然忧郁情绪颇受欢迎，成为了当时文学的主题与社会关心的焦点，但有些人却是不得不面对这些苦恼。以英国诗人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为例，他在二十多岁时得病，考试的焦虑使他试图自杀，被强迫安置在安养院十八个月。他一辈子中有四次陷入忧郁，“自己变得像婴儿一样”。[15]为了防止他自杀，只能把他交给安置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