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生命将尽的时候写信给友人，读过就会知道，那不可能是故作姿态：“每天晚上都很惨，我相信只有上帝知道，没有人可以熬过那样的夜晚……玫瑰因为无尽的绝望而凋谢坠落在地，以无法言喻的痛苦怨恨着我出生的那一天。”[16]

因此，我们不会轻易认为，忧郁情绪如此普遍，只是那些有心人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已，毕竟有些人自己就是受害者。罗伯特·伯顿坦承：“我书写忧郁，让自己忙碌，避免陷入低潮。”[17]乔治·切恩自己也染上此病，但却靠自己发明的蔬食疗法治愈了。英格兰人约翰·布朗（John Brown）十九世纪中期出版了一本畅销书，题目是《情绪低落与精神失常现象剧增》，他后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8]从1600年起，忧郁显然成为广大读者关心的主题，我们最直接的推测就是，周遭有太多忧郁的人需要关切。

另一个问题是，数个世纪前人们陷入的忧郁情绪（melancholy），和我们现今所知的忧郁症（depression）是否相同。即使在今日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心理疾病的定义与区别还是有点模棱两可，更别说十八世纪以前，还没人对这种症状做过科学与系统性的分门别类。依照伯顿的说法，忧郁情绪有时和疑病症、歇斯底里症、女性忧郁症有些重叠，而后两者更特指女性的精神失常。[19]但大体而言，除了那些冗长的文字叙述外，他对忧郁情绪的描述足以取代现代忧郁症一词的定义：“恐惧与悲伤取代愉悦的感受，猜疑、不满、经常性的焦虑频繁出现，最终他们会厌倦生命，忧郁——这个凶猛的魔鬼会产出腐败的灵魂，忧虑与不满将侵蚀一切……他们无法忍受伴侣、光线或生命本身。”[20]

若将过去对忧郁患者的描述，对比当代忧郁症患者的亲身描述［例如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1990年的著作《看得见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便会发现合理的相似之处。斯泰伦发现自己渐渐抽离人群，甚至在自家晚宴上丢下客人。鲍斯威尔在关于忧郁的章节中谈到：“约翰逊病得很重，他曾经多么喜欢有人作陪，现在却极度厌恶社会——这个病最要命的症状。”[21]斯泰伦将“自我憎恨”列为症状之一，创造力丰沛的约翰逊就一再怪罪自己过着“放荡无用的生活”。[22]约翰·班扬更夸张地哀悼他“原始且内在的污染”：“那是我的灾祸和我的病症，在我自己眼中，我比一只蟾蜍还恶心。”[23]

斯泰伦还提到另一个症状，除了人以外，这个世界别的事情也令他害怕。内心的恐惧蔓延到外在的世界，一景一物像涂了毒药一样。斯泰伦发现“他三十年来钟爱的家，被一股明显的不祥预兆笼罩着”。[24]威廉·詹姆斯长期以来与病魔对抗，也写下“对忧郁症患者而言，世界显得遥远、奇怪、邪恶、诡异。它的颜色消失了，它的气息是冰冷的”。[25]十六、十七世纪的忧郁症患者也有非常接近的感觉，他们觉得自然世界在崩坏中——崩塌、坠落、毁灭。如同约翰·邓恩说的：“世界褪色了。”对一个忧郁的人而言，我想大概没有比这个更恰当的描述。[26]难怪斯泰伦觉得自己沉浸在“恐怖的灰色细雨”中，而约翰逊一再提到“令人恐惧的悲伤”。[27]

于是，我们可以颇为自信地推论出，近现代的男性与女性所感受的忧郁情绪，和我们今日的忧郁症是同样的心理障碍。比起中世纪，不管是忧郁情绪或是忧郁症，到了近现代都更加常见，只是我们无法从统计数据上得知实质的增加趋势。于是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思考，早期忧郁症状的流行是否与本书的主题——集体仪式与庆典被打压——有关，这两个现象在许多方面是否纠结在一起？

举例来说，也许因为生了病，忧郁的人失去参加团体活动的兴致，甚至觉得庆祝活动令人厌恶。但还有其他可能，第一，从四百年前开始一直到现在，忧郁症的蔓延与庆典的式微，代表某种症候，显示人深层、潜藏的心理状态一直在改变。第二，更有趣的可能性是，传统庆典的消失本身就是忧郁的原因。

焦虑的自我

一般人谈到“深层、潜藏的心理状态改变”，八成都会感到不安，还好许多知名学者已经造访过这个困难的领域。1972年，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写道：“研究欧洲文化的历史学家已有重要的共识，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出现重大转变，仿佛人性发生了突变。”[28]这个改变称为“主观性的兴起”（the rise of subjectivity）或“内在自我的探寻”（the discovery of the inner self）。此后，我们就把每个人（无论是哪个时代的人）都看成有其独特的个性以及反省能力，也就是说人类有普遍的能力，以自主的“我”面对这个世界，以此区别大多数无法信任的“他者”。这个转变非常极端而且剧烈。第五章提到，欧洲的权贵从武士阶级成为宫廷朝臣，心理状态也变了——不再主动直接，反而强调互相提防。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七世纪，这个心理变化散布开来，影响工匠、农夫和工人。路易斯·萨斯（Louis S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