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人的意见，后者集合在一起就是“社会”。举例来说，镜子不会呈现出我们“自己”，只会呈现别人所见的自己；传记也只是我们希望别人知道的事。别人的意见，不管是猜想还是真实的，都具有粉碎的力量。这就能解释，当人预见或面临失败时，为何容易导致忧郁症，约翰逊被迫离开牛津大学、柯珀面对考试时都发生这种情况。历史学家珍妮特·奥本海姆（Janet Oppen-heim）写道：“十九世纪时，重度忧郁的病患常常是因为害怕破产，或认为自己的专业被否定，但其实那些都是无端的猜测。”[38]“自我”的价值来自他人的评价，这就称不上是自主，而是依赖。

如果忧郁症是新个人主义的结果，那么经常伴随而来的“焦虑”一定也是。揣测别人的反应来决定自己的发言与姿态，需要很大的力气与心思。在欧洲近现代，处心积虑的朝臣、努力向上的中产阶级、野心勃勃的律师或神职人员，无不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符合他人的期待，他们所发现的“自我”，其实是内在不断努力的成果。这种情况下，“玩”（play）一词衍生出另一个严格的意义——“扮演”（play a role），但那不是为了玩乐。难怪到了十六、十七世纪，中产阶级开始重视私人生活，他们躲在自己的卧室和书房，只为了每天能有几个小时放下面具，放松一下。

受折磨的灵魂

然而，要全面理解这种心理学上的大转折，了解“人性突变”的原因，不能只是从世俗的角度来思考。四百年——甚至不过两百年前，多数的人会从宗教的角度来了解孤立与焦虑的感觉：“自我”即是“灵魂”，他人无时无刻的批判眼光即是“神”的注视，忧郁是“对地狱莫大的恐惧”。对于心神不宁、烦恼不断的人，天主教提供多种安慰，比方通过特别的仪式，就可以获得神的宽恕或至少让神不那么生气。甚至连拒绝各种仪式的路德教派，也都假定上帝是平易近人的，充满无尽的爱。

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新教不只有加尔文教派，还发展出长老会（Presbyteriantism）与荷兰改革宗（Reformed Church of Holland），它们或多或少影响了路德派、圣公会，天主教也因而发起了反宗教改革。对于“无规范”，加尔文派没有提供安慰，而是提出形而上学的理解：如果你觉得孤单、烦扰，甚至受到诅咒，就表示你真的是那样。罗伯特·伯顿指出，加尔文的教义会助长忧郁情绪蔓延，而宗教上的忧郁是对人最有害的忧郁情绪。伯顿的著作多少就是在批判这个严厉拘谨的宗教：

对那些心理受到煎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