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就算我们现在复兴了过去的庆典活动，还能找回它原来的热度和意义吗？手牵手、一起唱歌跳舞并不能带来世界和平，也不能修复被污染的大地。事实上，庆典有时候只是用来安抚或麻痹参加者的情绪。欧洲好几个世纪以来，嘉年华与暴政并行不悖，因此学者才用“安全阀”来解释嘉年华的社会功能。美洲原住民无法靠狂热仪式“神鬼之舞”改变他们种族被灭绝的命运，同样地，被殖民的非洲人跳舞跳到出神也不会变得刀枪不入。在群体存亡的关键时刻，举办狂热仪式可能只是浪费体力。不只如此，像海地的独裁者“爸爸医生”杜瓦利埃（'Papa Doc'Duvalier)就极力支持伏都教，好用它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

我身上也流着加尔文教徒的血液，毕竟我的祖先可是货真价实的苏格兰长老会信徒。他们孜孜不倦地告诉我，做好工作、拯救世界，有时间再庆祝一下。在贫穷、困境和生存危机下，没时间、也没正当理由去想寻欢作乐的事。我们心里的声音如是说：“别听那些微弱的鼓声和笛声，狂野的嘉年华和跳舞仪式都是古老的事情了。酒神的女祭司早就死了，古典学家出于好奇心作祟才研究她们。地球上也没有多少‘原住民”了。忘了过去吧，反正多半都是想象出来的，去工作吧！”

但是……狂热的因子并没有远离。官方镇压了几百年，还打算用大型集会取代庆典，但它还是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冒出新芽。摇滚革命在战后美国突破重围，解除社会常规下的焦虑感，反文化运动因此诞生。在文化光谱的另一端，大型运动赛事结合民族主义，吸引人们参加运动嘉年华，个人的创造力和集体愉悦都被召唤回来。宗教领域的狂热活动也还在进行，例如每年犹太教哈西德派教徒（Hasidic）会去乌克兰小镇乌曼（Uman）朝圣。苏联解体后，犹太教哈西德派就发起这项朝圣活动，男众全身穿着白色衣服在街上唱歌跳舞，以纪念死去的拉比。参加大众庆典的冲动一直都还在，一有机会我们绝不会放过。伊朗绝对是世界上最压抑的国家之一，它在1997年晋级世界杯足球赛，根据《新闻周刊》的报道：“庆祝活动瘫痪了整个德黑兰，女人脱下了政府规定要戴的面纱，男人纸杯里倒的是平常禁止饮用的伏特加，青少年则在街上跳舞。”[7]

有时候，没有演唱会或运动赛事，人们还是会无来由地聚在一起办派对。每年夏天有好几千名女性朋友参加密歇根的女人音乐节（Michigan Women's Music Festival），官网上描述说：“那是地球上最棒的派对。”男同性恋圈则盛行“圈内人派对”（Circuit Party），他们跳舞、扮装，在化学药物的刺激下，可以嗨个好几天。同样地，我们要感谢同性恋们将万圣节变成大人的节日，现在每逢万圣节，各种性倾向的人都可以扮装上街参加游行。历史学家尼古拉斯·罗杰斯（Nicholas Rogers）简述近年来在这个节日观察到的景象：

在旧金山，许多同性恋漫步在卡斯特罗（Castro）、波克街（Polk）。特罗卡德罗俱乐部（Trocadero Transfer Club）则举办三天的主题派对，所有人扮成电影《冲锋飞车队》里的角色。在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Salem），万圣节的活动多达四十场，吸引五万多名游客前来参加。盐湖城的私人俱乐部也开心地在举办派对，虽然当地的摩门教徒不喜欢亵渎和逾矩的行为。有位游客记得很清楚，他看见怀孕的修女和不正经的神父在舞池里打情骂俏，还有人在现场复制了三个摩门教教会屋顶上摆放的金色天使。[8]

最近发起的庆典活动也很引人注目，例如柏林“爱的游行”（Love Parade），这个户外跳舞派对每年吸引超过一百人万参加。还有每年在内华达州黑岩沙漠（Black Rock Desert）举办的“火人活动”（Burning Man），数千人不分老幼每年齐聚一堂从事艺术创作、跳舞、彩绘、扮装。

抗议活动是社会改革的手段，虽然它本身有些问题，但通过它我们可以创造许多嘉年华。我参加过各种示威活动，诉求包括反战、两性平等或经济正义，它们都具有嘉年华的特色：扮装、音乐、随性起舞、分享食物和饮料。媒体经常嘲笑抗议现场的嘉年华精神，说我们偏离严肃的政治主题，沉溺在娱乐当中。但经验丰富的组织者都知道，人们可不能等到“革命成功”之后才享乐。得州民粹主义者吉姆·海托（Jim Hightower）二十一世纪初期在美国各地发起“滚雷”（Rolling Thunder）活动，提供音乐、食物，让许多人可以相互交流；他的诉求是“让政党回归政治”。在这些运动中，每个人都能立即感受到团结带来的喜悦。面对国家与企业的强大权力，团结是人民唯一的力量来源。

事实上，从过去几年的趋势看来，抗议示威活动确实越来越像嘉年华，尤其是欧洲、拉丁美洲、加拿大和美国的“反全球化运动”。这些运动人士都是年轻人，会针对游行特别设计服装，最有名的是1999年西雅图环保运动中出现的乌龟服。他们脸上戴面具或彩绘，示威的时候带着鼓，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