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的公使。而中国在朝鲜的事务，统由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负责。朝鲜往天津派出准公使的官员，莫名其妙地称之为“督理”。

督理徐相乔按照本国政府的指示奔赴上海。

朝鲜同上海之间有贸易关系，朝鲜政府派驻上海的官员叫“察理”，也是前所未闻的名称。正式官名是“驻上海察理通商事务官”，当时任职的是赵汉根。督理徐相乔和察理赵汉根两人负责援救洪钟宇和送还金玉均遗体。

杀人凶犯洪钟宇可不问罪，这是李鸿章已经电告上海道台的。工部局抱着不介入他国政治问题的态度，在日本政府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把洪钟宇交给了上海县。

洪钟宇案件结束了。

为运送金玉均遗体，督理和察理请求中国方面安排船只。上海不是李鸿章的势力范围，那里归两江总督刘宁一管辖，李鸿章已经跟他打过了招呼。

刘宁一派遣军舰“威靖号”，将洪钟宇和金玉均遗体运往仁川。抵达日期是4月12日。

在汉城的袁世凯让在仁川的刘永庆用“汉阳号”去接“威靖号”，准备在杨花镇移交，而“威靖号”船体过大，不能停靠，必须把尸体转装到“汉阳号”上。

这期间，日本国内的动向如何呢？

金玉均被暗杀的消息在东京传开以后，大井宪太郎、井上角五郎等人组织了一个“故金氏友人会”，派冈本柳之助和斋藤新一郎去上海交涉收尸。但那时候还没有飞机，等他们到达上海时，大势已定。

4月12日上午，小林胜民代表“友人会”走访日本外交部，提出三点要求：

一、政府应指示驻朝鲜的大鸟公使，由我国收领金玉均遗体。

二、命令大鸟公使要求朝鲜政府把洪钟宇引渡给日本。

三、上海大越总领事的处置明显失当，应予惩处。

对此，林董外务次官答复如下：关于第一项，前天在内阁会议上已做出不向朝鲜政府交涉的决定，没有考虑的余地了。第二项属于司法部职权。现在，派遣洪钟宇前去的李逸植还在预审中，所以无可奉告。至于第三项，大越总领事的措施不论从国际惯例来看，还是对照公共租界的章程，都没有任何可以责难之处。

林次官的语气很果断，“友人会”代表小林胜民垂头丧气地走出了外交部大门。

小林胜民走访日本外交部是4月12日，正是运载金玉均遗体的“威靖号”到达仁川之日。“威靖号”开出的消息已经见报，所以交涉的对象是朝鲜政府。

4月13日《时事新报》以《清人何其敏，日人何其迟》为题报道：

金玉均刺杀事件在上海发生后，朝鲜官员获得李鸿章同意，当即飞奔上海，清舰也不似寻常，行动迅速。朝鲜官员立即收领行凶者和遗骸，清舰予以运送至仁川，其前后行动之迅速机敏，实在令人惊叹。与之相反，自金玉均遭难之日起，至和田失去遗骸、离开上海之日止，日本人行动迟钝如病人，也实在令人惊叹。

金玉均被刺是3月28日，“威靖号”从上海开出是4月7日，即事件发生后的第十天，谈不上特别快。尽管装上石灰，采取了各种防腐办法，从物理的角度来说，放置在湖南会馆的遗体也需要尽早送还。

如前所述，几乎在上海发生刺杀金玉均案件的同时，暗杀东京朴泳孝的计划失败了。日本政府搜查朝鲜公使馆，但公使俞箕焕带着公章回国了。外交官的撤回，可以认为是断交的第一步。

“这件事看样子有点儿棘手！”李鸿章自言自语。他给东京的中国公使汪凤藻写了一封信：

金（玉均）本韩之逆党，寄籍于倭（日本），久为韩人切齿，无可如何，来游中国，本难位置，恰有此事，借可了结。前得袁道（袁世凯的身份为道台）来电谓，韩廷闻信，惊喜若狂。现已将凶手解回本国，自非倭人所得干预。不意复有朴泳孝在倭被刺未成一案。倭捕谬索于韩馆，致俞箕焕带印竟回，类于撤使。韩又令人代办使事，虽未至骤起兵端，亦颇费调处矣。

这并不是一般的麻烦事，不至于立刻发生兵端的推测完全错了。金玉均被刺四个月后，中日甲午战争终于爆发。

其实，李鸿章也预见到这场战争早晚要发生。

海军是使他烦恼的根源，金玉均被刺两日后，他奏请安装新式舰炮，以分期付款的办法购入。上头的批示是“知照有司议之”，结果迟迟未能实行。

4月14日，袁世凯把金玉均遗体和洪钟宇正式引渡给朝鲜政府。领议政沈舜泽同一天复函袁世凯，表示谢意。

【第二十章】 东学党起义

1

金玉均的遗骸被斩断头颅和四肢，暴尸杨花镇。

杨花镇位于汉城南大门外八公里处，是汉江边上的小镇。根据与日本订立的条约，此地一度是开放市场，后来市场改到龙山，但这里作为水上运输的中心地，商店鳞次栉比，仍不失为繁华之地。

在杨花镇郊外的牢狱门前，竖起一面旗子，上写“大逆不道玉均”。旁边支了个三角形架子，把金玉均的人头用绳子吊起来。躯体丢在一旁，后背和大腿都被横砍几刀。悬挂人头处还有一块木牌，上面用墨写着“谋反大逆不道罪人玉均当日杨花镇头不待时凌迟处斩”。

这与其说是凌迟，不如说是“戮尸”。戮尸见于《史记》，是秦始皇对谋反军士所施加的刑罚。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规定，凡谋杀祖父母或父母者，均处此刑。清继前朝之法，扩大适用于强盗。凌迟、枭首、戮尸等残忍刑罚，在中国，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刑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