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塌糊涂的程度。注重现实、注意政治的东学，对此绝对不能闭上眼睛不管。

而且，官府的违法活动似乎又偏偏集中在东学信徒身上。

崔济愚被处死后，东学当然也遭查禁，然而，它的势力反倒大大发展，信徒猛增，这一事实是人所共知的。

官府——这里指凭借官府的声威统治庶民的差役们——发现国法与现实之间有分歧。东学虽被禁止，却有信徒。信奉禁教，按理说是违犯国法的。差役们抓住这一点，抢夺东学信徒的金钱和粮谷。于是，违法官吏成为人民怨恨的对象，尤其受到东学信徒的憎恨。

为教祖申冤的东学集会，自然而然地开始谴责差役的枉法和官吏的贪污渎职。另外，东学本质上就具有排外精神，反对外国侵略的呼声也从集会中迸发出来。

为教祖申冤的口号，不久便改成“斥倭洋倡义”。所谓倡义，如“起义”一样，包含着行动。不仅在口头上提倡义，而且要为义去行动，但它与起义又有些微差别。

金玉均被暗杀、戮尸的消息传开后，一时间似乎把东学党叛乱掩盖起来。不过，在日本，对于东学党之乱，人们也只是说一句“又起来啦”。因为东学党散漫的骚乱时时传来，人们已经听惯了。

“是啊，又起来啦！这就像春草发芽一样，到了这个季节，东学党便蠢蠢欲动。”这种侮辱性观点出自日本的优越感，他们太小看朝鲜人民了。

这次的东学党兴起，已不是前几次那种局部的、散漫的骚乱。用不着日本右翼为之焦急，朝鲜人民对于压迫者从未失掉过自己站起来予以打击的力量。

朝鲜改革的核心力量实际上存在于东学党之中，然而，革新派的金玉均并没有充分注意它。这是因为金玉均是士大夫，与东学党所具有的庶民气质不相容。想使朝鲜复兴，金玉均与其去会晤李鸿章，倒不如去会晤一下东学党领导人。

3

百姓暴动，在朝鲜被称作“民乱”。

村民遇到差役蛮不讲理时，便一起涌向郡厅去告状。这时需要有呈状。上面第一个签名的人叫“状头”。这样的民乱，大都在郡里处理解决，几乎没有横向联系。因为是直接告状，提出来的都是些具体事项，一般只限于当地的问题。就是说，是地面上生出来的菜，触及不到根上。

这里用了“蛮不讲理”一词，按说并不严重。在当时的朝鲜，官吏搞些歪门邪道，以肥私囊，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完全没有贪污渎职行为的官吏，怕是难以找到。如果仅是一般的勒索，只当是应该如此，人们也就容忍不究了。至于说到蛮不讲理，那就是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朝鲜八道中，西南部的全罗道土地肥沃，素有谷仓之称。李朝政府任用官员，是门阀主义，所以，权贵出身的人就能当这里的长官。肥沃地方的长官比其他地方收入多得多。所谓收入，当然不是指从政府领来的薪金，而是从当地勒索的钱财。不论手腕多么高明，没有油水的地方是榨不出油水来的。因此，在全罗道，多次爆发民乱或接近爆发状态。

全罗道的长官——观察使，名叫李耕植。直接敲诈人民的，是比他再低些的下级官吏，比如道下面的郡守等。他们多是豪门出身，依仗权势，肆无忌惮地敲诈勒索。即使发生民乱，只要同汉城宫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就不怕获罪丢官。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大勒索，庶民阶层怎能受得了。虽然在全罗道接连不断地发生民乱，但都是孤立的，缺乏横向联系。1893年末，全罗道的古阜、全州、益山三郡，相继发生起义。

古阜郡的民乱，是集中了很多矛盾才发生的。

首先，再次征收“量余不足米”，激怒了农民。农民用收获的米谷支付租税。官员征税时，兵卒排列两旁，巧立“鼠缩”“干缩”等名目，比规定多收米谷。所谓“鼠缩”，是指征收后被老鼠损耗；所谓“干缩”，是指干燥后重量损耗。把这些损耗估算征收，每石要多征四至五斗，即使算上鼠害和干燥的损耗，也绝对不至于四五成之多，显然这是官吏们从中揩油勒索。运出时当地差役要克扣，运输中押运兵丁要揩油，入库时库吏也要抽头。他们用削尖了的竹筒插进米袋里，简便地捞取外快。这些小来小去的勒索还是下级差役们干的，至于上层官员，那就要干大一点儿的了。他们成袋成袋地拿走，因此，入到官库里的米谷大量缺数。尽管已经多征收了四五成，仍然要比规定的数量短缺，这就叫“量余不足米”。

古阜郡守赵秉甲向农民征收这批“量余不足米”，实在太不像话了。农民们已经缴纳了官吏们侵吞的米，这一回又要交纳官吏们侵吞过头的米，不论多么温顺的农民，对此也要怒不可遏。

其次，是水利税。古阜郡北部修建了一条灌溉水渠，全是征集民夫修建的。竣工之后，赵秉甲却决定向农民征收使用税。为修渠流过汗水的农民们忍无可忍了。

柴草税也激怒了农民们。官员说：不能收获粮食的荒地，总能收割一些作为燃料用的枯草，要课征柴草税。此外，还有一些蛮不讲理的事情。

为什么赵秉甲敢公然干出这样缺乏常识的事？因为他非常自信。像他这样豪门出身的人，确信绝不会因为一点点小事而失掉官职，什么样的民乱都不足惧。

农民们愤怒了，以全彰赫、金道三、郑一瑞三人为状头，向郡厅投了状子。郡守将三人逮捕下狱，并向全罗道衙门报告了情况。报告中说，不逞之徒煽动农民作乱。这时，道的观察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