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感到我的工作和方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完整感；甚至在那受骗的大学生活阶段也不曾有过这种感觉。兄弟会是一个值得人们为之献身的组织，那是它的力量所在，也是我的力量所在；而这种完整感保证了这个组织将改变历史的进程。对这一点我是全心全意地坚信不疑的，可是现在，虽然我内心仍然认为我的信仰是正确的，我感到受到了摧残性的打击，因此我不想再进一步为自己辩护了。我静静地站在那儿等候他们念决定。有人用手指在敲鼓似的连击桌面。我听到薄纸发出的枯叶一般的沙沙声。

“请确信委员会是公正明智的，”托比特兄弟的声音从桌子一头飘了过来，可是烟把我们隔开了，我看不清楚他的脸。

“委员会决定，”杰克兄弟的声音很清脆，“在所有指控尚未澄清以前，你可作如下抉择：或留在哈莱姆区，但不得进行活动；或去市南区工作。如果你愿去市南区，你必须立刻结束你目前的工作。”

我感到两腿发软。“你是说我得停止工作？”

“除非你愿意去别的地方为运动服务。”

“可是你们难道没看到——”我望着他们一张张脸，看到的是他们眼睛里木然而又无商量余地的神色。

“你如果决定仍然工作，你的任务是，”杰克兄弟说，一面伸手去取木槌，“在市南区就妇女问题发表演说。”

突然我感到像一只被人转动的陀螺。

“什么问题？”

“妇女问题。我那本《论美国妇女问题》的小册子将是你工作的指南。兄弟们，现在，”他两眼向屋子里一扫，“休会。”

我站在那儿，他敲木槌的声音依然在我耳中回荡，妇女问题这个词也依然在脑中萦绕。他们鱼贯从房间走向过道的时候，我仔细察看他们的脸，看看有没有得意讪笑的神色；我倾听他们的话音，听听有没有哪怕是很轻的掩嘴而笑的声音。我站在那儿，不愿想到我刚才成为一场无耻玩笑的笑柄，我尽力把这种想法压下去。当我看到他们脸上丝毫没有显示出已经觉察到这是一场玩笑，便更不愿这样想了。

我内心拼命强使自己顺从。已经无法挽回了。他们将调动我的工作，将进行调查，而我却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决定，因为我仍然是个信徒，仍然屈从于纪律。现在肯定不是停止活动的时候，因为我刚开始接触到这个组织中某些我毫无所知的方面（例如一些上级委员会，一些从不露面的领导人，以及和我们的事业毫不相关的团体中的一些同情者和盟友）。因为这个组织的权力机构里有很多隐情，一直对我保密，仿佛诡秘异常，现在则似乎渐渐透露了点消息，这个时候不能停止活动。不，虽然我愤怒，我厌恶，但是我的雄心壮志不让我轻易投降。况且我何必限制自己，孤立自己呢？我是一个演讲人——我为什么不能就妇女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发言呢？我们的意识形态范围包罗万象，对一切问题都有一定的政策，而我主要关心的是在这个运动中一步一步上升。

离开大楼的时候，我虽然依然感到被别人粗暴地摆弄了一番，但是渐渐乐观起来了。调离哈莱姆区对我是一场震动，不过虽然我受了委屈，对他们也同样不利；因为我已经弄清楚了一点：哈莱姆区所需要的也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对兄弟会的价值丝毫不小于那些最有用的联系人对我的价值：这是因为我在表达区里黑人的希望和憎恨、恐惧和意愿时十分坦率和诚实，而这一点对兄弟会很有好处。有话和委员会讲，同和黑人区讲是一样的。在市南区，无疑我也能做到这一点。新任务是场挑战，也是一次机会，它能测试出哈莱姆区工作的进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我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了人民自己的一片热忱。不管怎么样，我对自己说，这个工作任务证明了委员会的善意。把我挑出来充当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全权发言人，在社会上其他一些场所，本来是个忌讳的题目，现在他们这样做，难道不是在重申他们对我的信任，重申对兄弟会原则的坚信，从而证明即使在妇女问题上他们也没有种族界限吗？他们当然要调查对我的指控，但是这次委派说明他们并不感情用事，他们想申明对我的信任。在热烘烘的街上我不寒而栗。我原来并没有让自己的想法在脑中清晰成形；南方古老的落后意识我原以为在我身上已不复存在，可是有一阵子几乎让它毁了我的事业。

然而，要我离开哈莱姆区仍然是件遗憾的事。我不忍心对任何人告别，即使对塔普兄弟或克利夫顿兄弟都没法说声再见——更别提那些向我提供有关区内底层人民情况的人。我只是把文件往公文包里一塞就走了，就好像我是去市南区开一次会一样。

第十九章

我首次演讲时心情激动。题目肯定能吸引听众，别的就要看我的了。只要我身材再高一英尺，体重再重一百磅，我就能干脆往她们面前一站，胸前挂块牌子，上写那些问题我全清楚，她们就会目瞪口呆，仿佛我本来是个原始的怪物——现在有些改良、驯化了。那么，我用不着再开口了，就像保尔·罗伯逊唱歌时不用做动作一样，她们只要一见到我就会心里直扑腾。

演说经过顺利；成功的原因是她们很热情，后来的一大串问题使我完全打消了疑虑。我虽然常常疑心重重，但是却没有料到会议散场后事情会这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