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身份是“美妙的荒唐”之后形成的态度。但是，首先在他把我们其余的人卷进来之前，他承认人心的状况可怕，特别是艾里森感觉到的美国经验特有的身份逃避。在告诉我们他正在做什么之后，问了一个令人震惊而尴尬的问题——“有谁知道，虽不很经常，我是在替你说话呢？”——同时强烈呼吁我们要共同参与。虽然他的媒介是书面语；他的语言却具有随意、不落俗套和通俗易懂的口语特色，这连同故事一起使后来的一代代读者有话想说，对看不见的人和艾里森就“原则”和“美国身份的美妙荒唐”反馈他们的看法，而这“原则”和“美国身份”“跟以前一样以具体、鄙俗、却又崇高无比的方式继续坚持着”，只是现在“我们更懂得我们跟‘美国身份’的关系以及‘美国身份’跟我们的关系。”

在四十多年前，《看不见的人》出版还只有五个寒暑，艾里森写信给阿伯特·默里时说，他“偶然发现英国出版的一本文艺批评书，叫做《浩劫与想象》；这本书花了不少篇幅讨论《看不见的人》，把它选入了一份短小的小说书单；这个狂小伙子认为这些小说，在今后的一个世纪里，人们对它们都会很感兴趣”。虽然，接下来，艾里森马上开了一个令人泄气的玩笑——“当然这个人一定是在抽大麻”——但这个爱打趣的批评家笑到了最后。如果把《看不见的人》比作一个人，现在他已经进入中年，但是，套用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一个比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像“一个充满激情的、刚性的、目光敏锐的新来者”，所有的迹象表明，《看不见的人》再过一个世纪还具有生命力。

要对《看不见的人》在美国的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解释，不能忘记艾里森自己的生命几乎横跨了二十世纪这个事实——从一九一四到一九九四年，作为一个小说家，艾里森得天独厚的对时间具有弹性意识。他清醒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变化和复杂的社会嬗变；他用一只眼睛通过南北战争的棱镜来回望十九世纪，同时又对当今科技对人性的急剧冲击力着迷；甚至从自身所在的世纪，前瞻到了二十一世纪。

虽然他很谦虚，立志却十分高远。从一开始，他想从十九世纪的小说中寻找到他所处时代人们在想象中对美国人生道德规范的展现，而这种规范都隐含在“独立宣言、宪法以及人权法案里”。《白鲸》这本书，是他送给妻子方妮当作一九四四年生日礼物的，还有《哈克贝利·芬》，另一部他认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两部小说之一”。艾里森发现“小说跟民族性紧密联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