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执着主张在这两部小说里得到了肯定。就他而言，艾里森写自己的小说和叙事人的自传时，非常有意识地继承一个传统。因为他对社会的兴趣胜过依希梅尔，后者“独自逃出来向你倾诉”，也胜过哈克，他显然是忘记了杰姆，“那位真正的父亲，但是他太黑了，太黑了”，他年少气盛，一个劲想“比其他地方都要更早地去照亮准州（就是后来艾里森笔下的俄克拉荷马州），看不见的人准备露出原形，然而又举棋不定。跟那些十九世纪兄弟们不一样，他是深受鼓舞的，即便是看不见的人也要承担一种社会责任，但没有被这种可能性（作者的黑体）鼓舞而产生幻想。

一九五三年，在接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时候，艾里森用带有十分鼓动性的题目作了演讲：“惊人场合的豪言壮语”，把“《看不见的人》作为小说的主要意义”，看成“以试验的态度和目的，回到为实现民主而承担个人道德责任的心态；这是我们十九世纪最佳小说的特征”。几乎是四十年之后，査里斯·约翰逊把在国家图书奖大会上的致辞献给艾里森，赞扬他的榜样、他的成就、对他本人的鼓舞，以及，他预言，对今后更多另外的小说家的鼓舞。在回顾《看不见的人》的时候，约翰逊希望“出现一种美国黑人小说，那是艾里森式的、更具智慧、艺术性丰富的小说，它使得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有可能将狭隘的发泄转变成为宽容的颂扬”。本着小说的精神，在《航道中途》杂志上，约翰逊表扬了艾里森，说他开辟了一个从美国海岸通向遥远内地的航道，通向艾里森曾经描写的“理想之乡——那是一方久望登临、久久想念的地方，却又那么可望而不可即”。现在，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样，《看不见的人》还常常在凌晨被人们热切地翻阅着、推敲着、重述着、讨论着，继续为人们树立起雄辩和试验的标杆。我预计，在新世纪，这一标杆会越来越令人信服，随着美国在比喻意义上或是实际上，成为一个有色的国家；诚如艾里森早已断言的那样，“真正的美国人，无论他是谁，也总带一些黑色”。

（黄遵洸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