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防止交叉感染，不可能留观其他病因——特别是氯气中毒之类的呼吸道受损患儿；抢救室里有四张床位，特殊情况也可以占用，这样加在一起是十二张床位。一般来说，急诊高峰期的晚上，本身就会有一定就诊患儿卧床留观，但你必须按照最特殊的情况——即没有任何患儿卧床留观来考虑，这样一来，无论制造多少起事故，只要能送来十二个受害的孩子，就能让急诊大厅的留观床位爆满。

　　“当然，作为一位资深的记者，你不仅熟悉医疗制度和医院情况，更深刻洞察患儿家长的心理。你知道阶层固化的压力永远是向下的，遇到床位不足这样的事情，他们只会逼着更加贫弱的患儿和家长退让，所以极端情况下，‘蓝房子’那四张病床也会让出，因此十二个孩子还不够，受害者得超过十六个，急诊大厅才能百分之百地面临留观床位上的严重缺口。到那时，陆续赶到医院的受害患儿家长，不可能容忍自己的孩子‘医疗条件’不如其他孩子，肯定会大吵大闹。长年在医患纠纷中处于下风的医生们，遇到这种患者内卷的现象，不敢过多干预，只能采取割肉补疮的方法，启用新的医疗资源——哪怕这个资源本来不应该启用，考虑到观察和急救上的便利，唯一的方法就是辟出二层的PICU，以容纳新增的受害患儿。

　　“在录制跟市政府相关的新闻节目时，你与官方多有接触，你知道他们把新区落成庆典看成天大的事情。虽然国家对任何涉及儿童伤害的事故都严格要求按照‘第一时间、首要事务’的原则来处理，但底下个别颟顸无能的官员一向是阳奉阴违。且按照刑事案件分级处理的‘潜规则’，一向是‘百伤不如一亡’，只要你把伤害控制在‘伤’而不是‘亡’的情况下，在他们眼中就不会威胁头顶的乌纱帽，就不会从新区落成庆典上抽出警力应对，而宁可让挂职官员领衔的综治办拖得一时是一时：无事则罢，有事也可以将责任推到那个挂职的‘外人’身上。所以你一边不停地制造伤童事件，一边又小心翼翼地确保不会出人命，给少玲发提示位置的微信，也是为了让她及时赶到，将受害的孩子源源不断地送到医院……痛苦不堪的呕吐、咝咝释放的毒气、挥舞铁棍的恶魔、疾驰而来的车轮，固然是在伤害幼小的孩子，也是为了让儿科医生们在重压之下彻底丧失警惕性。你深知这是一群怎样的人，无论平时他们有多少辛酸、委屈、伤痛和牢骚，无论他们遭遇过怎样的殴打、辱骂、诽谤和伤害，无论他们将那颗伤痕累累的医者仁心埋藏得有多深，在目睹那么多受伤孩子的时候，他们依然会满血复活，像疯了一样拼死抢救，不吃、不喝、不眠、不休，他们根本不会去细想凶手到底意欲何为，只会想着多救一个，再多救一个……”

　　说到这里，老张的声音明显有些低沉，他清了清嗓子，用严正的目光直视着投毒者说：“于是，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挤满了急诊大厅，家长们因为留观床位的严重不足而向医生施压，医生们则想方设法给小患者们开辟新的收治空间：留观一病房满了，就去占用留观二病房，留观二病房不可用，就去占用抢救室，急诊大厅全部满了，就只有占用二层的PICU，而原本住在PICU里面的孩子，就会被转移到你早已预留给她们的坟场——”

　　老张把右手抬起，戳风破雪，直直地指向对面住院楼六层那间漆黑一片的备用病房：“我说得对吗，杨兵记者？”

　　5

　　有些撑不下去了。

　　杨兵望着十米之外的老张，想把这个如草芥一般在急诊科打扫了两年卫生的保洁员看个清清楚楚，视线里却一片模糊。

　　啊，我终究还是老了，眼睛都花了。他的内心泛起一阵悲凉，与悲凉的情愫一起涌动的还有巨大的挫败感和无力感，那种感觉与普天下所有年过四十却一事无成的中年男人没有什么不同。这一回又病倒了，这一回又没钱了，这一回又尿湿了鞋子，这一回又输了个精光……整整一夜顶风冒雪的奔波、忙碌和费尽心机，丝毫不能改变岁月加诸身体和心灵的创痕：粗大的颈纹、弯曲的背脊、浑浊的瞳孔、鬓角的白发，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放弃和背叛。

　　就连往日引以为豪的高大身材也成了不堪的重负，只有将腰偷偷顶在砖砌烟道上，才不至于跌倒。

　　也许是因为自怜和自哀到极处，心中油然升出一股奇异的滑稽感，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难道不值得一笑吗？从小到大，他在亲戚、同学、师长、领导的眼里都是个“迂”到有些傻气的家伙，其实他知道自己并不傻，只是不愿意想得太多、活得太累。小学二年级时，那位嘴唇薄得能用来削铅笔的数学老师，每次拿着把黄色的木质三角尺在黑板上画直线的时候，总是感慨“人这辈子走直路才是捷径啊”。这句话比那些定理和公式给他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虽然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而把婚姻的殿堂当成长坂坡一样杀了个几进几出的老师，一辈子走得一点也不直溜。但他还是相信那句话，相信最好的人生之路就是用直尺比着画出来的：直接、简单、无曲折、无烦恼。于是他严格按照身边一切比他辈分高、地位高、职务高的人的要求为人处世，因为那些人翻来覆去的所有教诲汇总到一起，其核心和实质用两只手就能数完，而且大多是些跟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