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一艘名叫“北部地区”的吕贝克[3]的渡船刚好从旁边驶过，“北部地区”的船长从船舷边（从他头顶一栋楼一样高的地方）问这个逃亡的人，需不需要带他一段。

“你知道这个游泳的人怎么说吗，艾德？”

“怎么说？”

“为什么不呢。他说：为什么不呢。”

这个游泳者的回答真是非常出乎艾德的意料。“为什么不”是一个委婉的肯定，显然是衡量过否定的各种理由后作出的肯定。为什么不。卡瓦洛讲的那些逃亡故事听起来跟克鲁索的不一样，卡瓦洛的都是能给人满足感的好故事。

艾德又朝平台看了看，他明白了，克龙巴赫身边不会有船经过，这个白色开襟毛衣就是终点站。最后一个浮标。

休息日前的那天夜里，艾德已经精疲力竭。他之前又不得不上吧台那里去帮忙，所以有一部分碗盘他到打烊之后才有时间洗。“把那些脏东西铲掉。”里克曾经这样说。盘子上残留的食物已经硬得像石头一样，咖啡的印子就像烙在了杯子边上。一干完活儿他就上床了，他那身湿漉漉的、沾着各种污垢的衣服散发着难闻的臭味。自从莫娜走后，床单被罩就没有再换过。他的脑袋嗡嗡作响，耳朵里全是海浪声。他又离开房间，走下克劳斯纳的楼梯，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去过海边了。

回来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一阵虚脱。“十月，最后一只蜜蜂/也积攒了坠落需要的体重。”[4]过度劳累后，他的存货们又开始说话了，非常地柔和，并且，应该怎么说呢，非常善解人意。它们不再是入侵者的姿态。上台阶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要倒下了，朝后倒进海里。他的脑袋有种惬意的沉重，还有突然而来的诱人的虚弱，他曾经有过、但早已克服了的坠落的欲望的残余又闪着光填满了他的脑袋。他看看四周，水上漂着一个银色的高脚杯，底座一直伸到岸边，一个黑色的柱子支撑着月亮。

艾德绕着克劳斯纳兜了一个大圈，穿过院子走进洗碗间。他没有开厨房的灯，要定位有维奥拉就足够了，它现在正在播放亨德尔的协奏曲。他从冰箱里拿出自己的洋葱，把煎土豆的平底锅里剩下的东西刮到一起，刮出了油乎乎的一小堆。然后，他在收音机下面的凳子上坐下。就这样，怀里抱着平底煎锅，脊背靠着冰箱，他终于睡着了。

[1] 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德国中西部城市。

[2] “卡尼鄂拉蜂”的拉丁文学名。

[3] 吕贝克（Lübeck），德国北部、波罗的海沿岸城市。

[4] 彼得·胡赫尔的诗句。

德国广播电台

9月26日。离午夜还有7分钟。维奥拉像念童话一样预告着第二天的节目。说话人温和的男低音，起先只是稍稍发出“喀喀”声，然后就非常清晰地从东西的底部刮过去。好像每一个词对他而言都同样重要，每一个句子都像是从麻木的，但同时又有着父亲般柔软的嘴唇里说出来的。艾德静静听着，让那个声音进入自己的身体。思绪飘到了他小时候，那时他曾经试着跟外星人通话。他把手提收音机放在面前的书桌上，在他的儿童房里。他调到短波，搜寻太空，白色的调台旋钮捏在手指中间，一毫米一毫米地找，一直到那些人的信号响起。以上是节目预告。德国广播电台。在一天将要结束的时候，请听国歌。零点时我们会再回来——新闻。有时，外星人的信号会中断，艾德把那理解为请求：“喂，喂，我在这儿，请过来。我生活在地球上，在格拉–朗根贝格[1]，夏洛滕堡路24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你们听见吗？请过来。完毕。”

国歌美得难以言表，就像是为了庆祝一样，它唤起了对被禁止的那部分的回忆，古老的歌词里透露着对德意志高于一切的病态渴望，音乐和歌词似乎是密不可分的。他琢磨着那个词：密不可分。Z博士曾经在课上说起过，那个诗人奥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坐在当时一个英属小岛上，[2]从遥远的北方（病态的渴望）看着自己支离破碎的祖国。零点。德国广播电台——新闻。苏联总统，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苏联的改革已不再被视为从上层发动的革命。为严重的问题提出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意味着欺骗人民。纪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必要。把按钮拆下来不太容易，但艾德后来还是把晶体管收音机上的那个木头小方块从硬邦邦的皮套子里弄了出来，这样他就能更好地对着收音机讲话了：“喂，喂，你们在哪儿，你们什么时候来？完毕。”他的嘴碰到了喇叭的金属罩子，在上面留下一个湿湿的印。嘴唇上一阵麻酥酥的，外星人又开始发信号了……

艾德睡着了，没听到新闻，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和大部分的“摇滚时间”，今天播的是吉米·亨德里克斯的音乐。在半梦半醒之间，他听了现场录制的《嗨，乔！》——吉他的声音伴着一种类似于乌鸦、海鸥或者电锯的声音。“喂，喂，你们的星球叫什么？假如你们还需要人手的话，我夜里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完毕。”在没开始联系他们之前，他已经给外星人打开了窗户，尽管已经是十一月，寒冷的风吹着他的脖颈，他只顾轮流把耳朵和嘴贴在喇叭上面那层冰凉的金属壳上。这样发信号时最奇怪的是：自己的声音。双唇之间的窃窃私语声，出气的咝咝声，脑壳下的嗡嗡声，双眼之间哼哼唧唧的抱怨声，特别是：这些声响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