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同我们对峙的部队中，被其成功地救出的人是很少的。

　　大约过了2小时，在炮火准备结束后，当步兵和随伴坦克一起向前突进的时候，我乘车巡视了突破地段。周围的一切简直就象又耕过一遍一样，特别是在扎多夫、科罗捷耶夫和普霍夫集团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上更是如此。到处都是横七竖八、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东西。真的，在这里的每公里正面上，对敌人进行射击的火炮，不算小口径的加农炮和迫击炮，就有250—280门，而个别地方甚至有300门。“威力无比！”士兵们这样说。

　　战斗第一天，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部分兵力)，普霍夫第13集团军，科罗捷耶夫的第52集团军，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向纵深推进了15—20公里，并在突破德军主要防御地带后，分别向左右两翼将突破白扩大了40—60公里。

　　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成功推进，及其进一步扩大突破口，使我们能在第一天中午前，将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坦克集团军投入已打开的缺口。决不能让敌人用其预备队中的两个坦克师和两个摩托化师组织反突击。他们部分地陷入我远程炮火的杀伤之内，然而，他们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

　　还在我坦克部队进入突破口之前，敌人就打算对我各进攻集团军的第一梯队实施突击——打击它，击溃它，阻止其进入突破口。但是，我们计划的核心就在于，不让敌人这样做。就在此时，在德国法西斯的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准备突击时，在其配置区域内，出现了我坦克集团军的先遣部队。

　　坦克集团军平静地、毫不费力地、有组织地进入了为其打开的巨大的大门。当敌坦克部队从凯尔采以南地域钻出来时，突然碰到了我军的坦克。

　　关于将坦克兵团投入突破什么时候是适时的，什么时候为时尚旱韵问题，在军事历史科学中，打破了许多框框。即使在战争时期，关于这个问题，也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我也有自己的见解。不论是在1947年、1944年，还是在1945年，在我所指挥的方面军编成内、都编有坦克集团军，坦克和机械化军，根据经验，我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看法。

　　我认为，当涉及到坦克集团军进入突破口的问题时，在某些坦克兵首长的压力下，大本营表现了不应有的动摇。这样做的理由是害怕——我补充一句，有时是特别害怕——在争夺前沿和敌主要防御地带的战斗中，使坦克部队遭到重大损失。

　　有时，大本营直接干预并亲自指定坦克进入战斗的时间。这样，无疑什么好处也没有，因为当上面开始硬性地指示，你应在哪一天，娜一点钟将坦克投入突破的时候，这往往并不符合前线的具体情况，往往致使上面下达的工作计划有变为失败的危险。

　　实际上，战役中出现的情况极其复杂多样，因此，在定下决心时，不得不就地考虑那些事先和从远处无法估计到的因素。这里实在不能容许，也不应容许存在死板的公式。

　　在我的记忆中，最有意义的一次坦克部队进入突破口，是在1944年7月的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中。当时，炮兵和步兵打开的突破口，整个正面只有6—8公里宽。但我还是将雷巴尔科的坦克第3集团军投了进去，并且，这一决心后来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假如我们没有勇气采取这一措施，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利沃夫方向上对德军精心构筑的防御啃一段肘间。在那里，步兵没有足够数量的直接支援坦克，因此，进攻必将非常迟缓。而当你不是突破防御、而是啃敌人的防御时，那就很难指望成功。啃防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方法，是没有充分利用自己全部能力的一种方法。而在伟大卫国战争后期，我们有这种能力。这时出现了威力强大的坦克和极好的自行火炮。有这样的教术装备，又不去利用其全部的突击力、火力和机动力，而打算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办法去突破，把坦克闲置起来，从头至尾都让步兵去啃敌人的防御，我总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办法。

　　因为考虑了我们的现实能力，因而当时在科沃夫战役中，我决定将雷巴尔科的坦克集团军投入突破。而这样做被证明是正确的。

　　再谈谈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当时，坦克面前打开了一道大门，简直连三驾马车也能进去!这时，就像古语说的那样，上帝自己吩咐将他们就在第一天立即投入突破。

　　我们突破的这天，俘虏了几名德军指挥官和参谋军官。可是，我没时间同他们淡话。因此，我不能讲述。敌方是怎样看待战场上发生的一切的。但是，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弥补。库特·蒂佩尔斯基希将军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很客观地写到了这次突破。我觉得，他的供述在我试图描绘的所发生的事件的画面上，完全不是多余的线条。

　　关于1月12日这天，请看蒂佩尔斯基希是怎样描写的吧：

　　“突破是如此猛烈，它不仅打退了第一梯队的师，而且打退了很强的快速预备队，预备队是按希特勒的绝对命令调至离战线很近的地方的。快速预备队由于俄国人的炮火准备已受到损失，而后来，由于总退却，他们根本未能按计划使用上。深深楔入德军战线的兵力如此之多，以致要消灭他们，或哪怕是限制一下他们都已不可能。坦克第4集团军的正面被撕裂成数段，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