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炮兵群转移，也就是说，需要某种间歇。总之，可能出现二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方面军司令员，我不得不作出紧急的决定，最好现地检查，以便立即正确地下达相应的指示。

　　观察所是最适合这样做的地方，它前移至战斗队形的逼近处，并得到了各种通信和指挥器材的保障。我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克赖纽科夫将军、卡利琴科将军，以及方面军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将军一起，来到了观察所。

　　5时整，经过短促的，但是强大的炮火突击后，先遣营转入冲击，并很快攻占了敌第一道防御堑壕。根据最早的报告，我得知，敌人哪里也没撤离，就呆在原地，在我们事先计划的所有炮兵突击的有效范围内。

　　在极短时间内，炮兵突击如此猛烈，以致使敌人产生了已开始炮火总准备的印象。法西斯匪徒将先遣营的行动当成我们部队的总进攻，企图以其全部火器阻止它。

　　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先遣营占领第一道堑壕后，在第一道堑壕和第二道堑壕之间隐蔽下来。正在这时，开始了炮火准备。炮火准备持续土小时47分钟。它是如此猛烈，以致从一系列缴获的文件判断，敌人似乎觉得这次炮火准备持续了不下5小时。

　　炮火准备开始后，我们破例地没有后撤已占领敌第一道堑壕的先遣营。每个炮兵连都根据总的大地坐标网的坐标，进行了现地连测，因此，我们是经过周密计算后行动的，正如人们所说的，力求发发命中目标。在所有炮兵观察员和炮兵连指挥员的地图上，都精确地标示出被我们攻占的第一道堑壕，以及还有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第二道堑壕酌位置。

　　对炮兵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精确地操作。而他们连一次错误也没出。不管怎样，这次在进攻部队的整个正面上，谁也没有发出过“快停止，你们打着了自己人”的警报信号。

　　气象员的天气预报，得到了完完全全的证实。不论在夜暗中开始炮火准备的时候，还是在后来天亮以后，实际上都没有任何能见度。天空大雪纷飞，老天爷好象有意关照我们，为我们作进一步的伪装。当过了几小时，进攻开始后，雷巴尔科的坦克集团军从我们观察所旁边经过，进入突破口，坦克在地形概貌的映衬下，被大雪伪装得很好，只有在它们运动时，才能辨认出它们来。

　　无疑，这种天气也有其弱点。对伪装有利，对观察则不利。但是，一切都已事先周密准备就绪和标定，所以，不论是在炮火准备时，还是在突破时，或是在坦克集团军进入突破口时，都未出现过混乱。这一天，我们的全部计划，都完成得十分准确。应该说，在战争中，这种准确性不是常常能够做到的。正因为如此，我才特别满意地回忆起实施突破的那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

　　在我们进行炮火准备的时候，敌军部队，其中包括配置在防御的战术地幅内的，或简言之，已推进到离前线很近地方的预备队，已陷入猛烈的炮兵突击之下，全部士气沮丧，失去了完成其任务的能力。

　　突破初期俘获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指挥官供认，他们的官兵完全失去了控制，他们擅自(应该坦率地说，对德军来说，这并非普遍现象)脱离自己的阵地。通常，德军士兵——这种习惯表现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呆在上级命令他们呆的地方，直到允许其撤退时为止。然而，这一天，1月12日，炮火如此无情和具有摧毁力，以致剩下的活人，都已经不能控制住自己。

　　敌部队和兵团的指挥与通信，已完全瘫痪。然而，这是我们意料中的事情，因为我们早已计划到这一点，事先查明了敌人的全部观察所和指挥所。而在炮火准备和航空兵突击开始时，我们专门瞄准它们，对整个指挥通信系统，进行了复盖射击。我们的航空兵还对德军坦克第4集团军的指挥所进行了突击。该集团军在突破地段上与我们对峙着。

　　在分析这次战役时，西德的军事历史学家，其实也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有意将自己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希特勒一个人。他们指责希特勒命令将预备队，其中包括坦克第24军，配置到战线的逼近处，结果，这些预备队似乎立即陷入了我们强大火力的突击之下，遭到了重大损失。

　　我认为，在这种场合，军事历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既然坦克第4集团军在一个重要的战役方向上实施防御，该方向掩护着柏林的远接近地，因此不能排除，希特勒从保证军队稳定性的个人看法出发，的确曾要求预备队向紧靠战线的地方推进。不管怎样，根据我在战争过程中的观察看，像这次战役中这样外行地配置战役预备队，对于德国法西斯将军们来说，并不是个别的。从军事学术的起码要求看，这纯粹是对军事学术的亵渎。

　　但是，希特勒只有一部分错，其余的所有“罪责”在我们。德军预备队毕竟没配置在前沿，而是在后方。假如不是我们的炮火准备如此密集，纵深不是如此大，那么，他们就不会在一开始就遭到灾难性的损失。

　　为了延缓一下我军部队的继续推进，哪怕稍微延缓一下也行，希特勒指挥部开始匆忙往第二防御地带后撤其被击溃的残余部队。后撤是在我军炮兵不断射击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敌人又遭到进一步的损失。说真的，希特勒指挥部迅速定下后撤一切幸存人员的决心，是正确的。然而，在第一防御地带的突破地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