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她了。

然后我六岁时举家迁居到中部的山城，只有尚未嫁人的三阿姨、四阿姨同行，六阿姨和末子阿姨都很难见面了。六阿姨读过书，有时候会写信来，信末还会问候每个小孩。我最怀念的末子阿姨，没念过什么书，连写信也难了，慢慢地，我连她大眼睛的笑脸模样，也有点记不清了。

晚结婚的三阿姨和四阿姨来到乡下，已经都有点错过婚期了，在父亲的主导下不无委屈地嫁给了外省人。三阿姨和四阿姨结婚后都住在隔壁的村子里，坐短程公共汽车可达，骑脚踏车可达，不然走路半个钟头也可以到达。因为距离，我们已经和北部的亲戚都断了连系，只剩两个阿姨住在可以常常见面的距离，所以一直维持很亲密的往来。

两位新姨丈都是忠厚老实的读书人，跟随国民政府来台担任基层公务员，薪资微薄但生活稳定，他们都离乡背井，单身多年，不但勤劳，而且多能鄙事，都能够自己缝衣下厨。我们和唐山文化初步接触，样样觉得新奇，至少在饮食方面的确是如此。

两位姨丈，一位来自山东，一位来自河南，都擅长北方的面食文化。手劲大的三姨丈揉面做的馒头，扎实饱满又清甜耐嚼，做的包子则外皮蓬松，内馅丰盛，吃来犹如节庆一般。脑筋灵活的四姨丈花心思发明的三色水饺，分别用胡萝卜、韭菜、和白菜做馅，水饺煮起来皮变透明，露出三种内馅的颜色，成为三种不同颜色的水饺，美味之外另见巧思。

新的饮食文化闯进了我们家，我们开始学习用空酒瓶捍面，试做馒头与包子，也试用白面条煮面（台湾人本来用的是油面），并且做全新的新菜如蒜苗炒腊肉之类的。这样文化混同的新奇趣味每天都在发生，加上我们也正在适应做一个农村的乡下人，我渐渐习惯只有两位阿姨的生活，忘了我有六位阿姨这个事实，更不记得有一位提到名字要低声细语的五阿姨了。

时间一过又是二十多年，父亲过世了，办完葬礼，还有一场尾七的法事，我们选在一个寺庙为逝者唸经并开素筵。葬礼大部分是基督教仪式，因为弟弟是基督徒，对他比较方便；但尾七的法事却又变成带着民俗色彩的佛教，因为妈妈说亲戚们来了总是要拜，结果变成了人格分裂的杂拼丧事。

尾七的法事上，七名和尚虚应故事地含糊唸经，一遍遍音调平板嗡嗡嗯嗯的佛唱让人昏昏欲睡。突然间道场旋风式进来一位戴墨镜的高瘦女子，面貌和三阿姨几乎一模一样，一进门就冲到妈妈面前，妈妈惊叫：「阿云仔？」

两个人抱着开始哭，哭了一会儿，妈妈抽了空又问道：「你怎么知道要来？」阿云说是谁谁谁告诉她的，又说：「阿尼仔走了，我一定要来呀。」两人抱着继续哭。最后，众姐妹围着这位新来的、长相却同出一模的我的「新阿姨」，问东问西，问她这些年来都在干嘛，大家说了又笑，笑了又哭。

我在一旁插不进嘴，心里想着，山的那一边的五阿姨，真的是存在的。

第一部 家族私史 舅舅来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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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往常放学返家时，从转入通往家门的田埂上，我远远就看见门口竹椅上坐着两个男人喝茶的身影，其中一位当然一定是父亲，但另一位意外的喝茶者究竟会是谁呢？这意味着家里来了一个客人，我忍不住加快了脚步，书包也因为我的奔跑而在肩上晃荡不已。

等到我气喘如牛跑到接近家门前的空地，我已经看清楚来客的面容，虽然他的样貌变了许多，我仍然认出那是多年不见的舅舅。

爱漂亮的舅舅变胖也变老了许多，头发却稀少了，也有点花白了，不再是昔日风流倜傥的模样。我们都听说他病得很重，已经无法工作，但此刻他满面孩子气的笑颜，脸色像喝过酒一样红润，捧着腹像一尊弥勒佛似的，怎么样也看不出是个病重的人。

舅舅在长辈们的口中，是个爱派头、乱花钱的败家子，但我心里暗暗不服，败家子又怎样？败家子最受小孩子们的欢迎。舅舅一看见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像往常一样的慷慨，他笑呵呵地伸手到口袋里掏出一张五块钱的钞票，扬到我的鼻下，说：「你去买一瓶黑松沙士，要冰的，大瓶的喔。」

他回头正好迎见父亲飘过来不以为然的眼神，随即又补充了一句：「天气太热了，大人小孩都喝一点沙士，也不坏。」

自从搬到中部乡下之后，我们几乎和北部的亲戚都断绝了往来，主要是交通阻隔不便，转几趟车的折腾，跑一回总要花上一整天。前一次祖母才远从北边的海港来看我们，事先老家有信来，我们知道她清晨五点就要出门了，却苦苦等到天黑，她才出现在车站，把大家都担心死了。

也是搬到中部山村之后，本来很亲密的六阿姨和末子阿姨都不容易见了，舅舅更是多年不见，他的片段消息都是从大人支离破碎的言谈中旁听拼凑而得。有关舅舅的消息常常伴随着提供消息者的品评议论，这些乡议大部分不是正面的。说他爱乱花钱，不知拿钱回家，家里没米下锅，小孩没书可读；说他不负责任，早早就辞工在家，让舅妈出门帮佣赚钱养家；说他嗜赌，把一点积蓄赌得不剩，还伸手向妻儿要钱；说他浪荡贪杯，如今搞坏身体，无法工作…。

但这不是我们眼中受欢迎的舅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