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邀请我回去，为年轻朋友讲一堂文学的课。那是出外读书的热心大学生们，利用暑假时间，回乡筹办的一个文学夏令营，目标是村子里喜欢文学的中学生，地点就选在农会大楼楼上的演讲厅。我满口承诺，兴冲冲地、不无浪漫憧憬地回去了。

在农会大楼演讲？这对我们这些离开家乡已久的游子是别有意义的。家乡的农会原来就极为出名，它曾是台湾农业金融的代表性机构，有着占地宽广的大型米仓，可以容纳附近三千公顷的稻田收成，据说全盛时期它一家的年度盈利可以占到全台湾所有农会的百分之八十，是全台湾最富庶的农会。

那大概是一九六二年吧？农会大楼落成，在我们家乡那是一件热闹的盛事，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排队去参观它的落成典礼，鞭炮劈哩叭啦地响着，舞狮的阵头在广场跳着舞，广场新砌的喷水池哗啦啦流着水，水池里有磁砖贴成的五彩金龙正张牙舞爪着，镇上有地位的政治人物和乡绅富商也都到了场。它是堂皇壮丽的四层楼砖造建筑，外表贴着土黄色发亮的新磁砖，展露一种阔绰大方的气派。在那个时代，村里最高的建筑本是两层楼公寓，大部分的农家都还是中央有晒榖场的平房四合院，四层楼的农会新大楼已经是我们心目中的「摩天大楼」了。

而这「摩天大楼」还名声远播，偶而在某个早上，校长会在升旗典礼时忽然宣布，今天将有来自远方的非洲友邦总统或国王，要来拜访我们的农会，参观我们的「摩天大楼」，学校里的一、三、五年级的学生轮到要去街上摇旗欢迎，而二、四、六年级则轮到放假，学生们也都可以回家，不用上课，因为老师们也都要上街欢迎致意，没有人有时间和心情上课，国家的大事呢。

学校会发给我们一人一面纸制的国旗，大家拿着红蓝相间的国旗，开开心心像郊游一般，唱唱跳跳来到离农会不远处、镇里唯一的一条柏油路干道，两旁夹道等着，常常等到日上三竿、酷热难耐的时刻，终于听到前方的骚动，我们争相探头窥伺。我们先看到四部或六部双双成对的重型机车，身穿帅气制服、戴着头盔和护目镜的黑衣警察雄纠纠地骑车开路，然后是三部或者四部硕大无朋的黑色轿车，车头灯的位置插着两国的国旗，以呼啸之姿从我们面前刮风似地经过，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大声齐唱欢迎，并且用力挥舞着手上的国旗。

但有一次，一辆黑色轿车并不像往常那样飞驰而过，而是减速缓缓驶经我们，车窗更打了开来，一位长得像《黑人牙膏》模样的人物探头出来，全身军装，胸前挂满勋章，他裂开血红大嘴，露出满口白牙，对着我们摇手微笑，那是尚未发动政变成为乌干达总统、后来变得恶名昭彰的非洲狂人阿敏将军（General Idi Amin Dada Oumee）。

但回到学校之后，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因而也不可能政治正确的乡下老师忍不住说：「夭寿哟，那有人生得那么黑骖骖，晚上老婆怎么看得见？」

再回到农会大楼演讲，离开在路旁摇国旗已经是三十几年后，心里上觉得好像是童年的梦想实现一样。但，这当然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因为四层楼高的农会此刻看起来猥琐寒碜，怎么样都不像是「摩天大楼」，镇上已有许多建筑都高过它，就连寻常人家田里的农舍也都盖成三层、四层的洋楼了。农会前的喷水池已经年久失修，水喉已喷不出水，池里积满了垃圾，磁砖镶嵌的彩龙已经斑驳剥落，失去了颜色，残缺地方甚至裸露出水泥和钢筋。

最失落的还不是如此，当我面对几十双飢渴的年轻的眼睛，努力讲着文学小说的种种乐趣和欣赏的途径。但我看到那些眼睛的背后一片茫然，半个钟头后，我只好停下来。我猜想是我举的例子出了问题，我开始问：「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读过《白鲸记》？」

全部茫然的眼睛左顾右盼，纷纷摇摇头。

「有没有人看过《傲慢与偏见》或《咆哮山庄》？」全部摇头。

「那有没有人读过白先勇的小说？或是王祯和的小说？」摇头。

我不能放弃希望：「有没有人读过黄春明？课本里有的。」还是摇头。

看来只能求助于比较大众化的小说，我再问：「《金银岛》？《鲁宾逊漂流记》？《三剑客》？」摇头，但后面有一个勇敢的声音说：「有看过卡通。」

嘿，你们不都是热爱文学，所以才来参加文艺营的吗？那你们都看些什么？

有两个人看过琼瑶，有三个人看过金庸，有一位竟然读过金幸枝，但他们连听也没听过倪匡。我已经快抓狂了，那《三国演义》呢？《西游记》呢？《水浒传》呢？没有。《三国演义》看过日本版的漫画，认识的悟空是《七龙珠》里的悟空；《水浒传》？没看过，《红楼梦》？嗯，好像有听过这个名字…。

你们喜欢读书吗？喜欢文学吗？台下全部都点头，一双双全是无辜的眼睛。一位少年犹豫而谨慎地补充说：「只是不太知道文学是什么。」

可怜的孩子们，他们已经比从前富裕，但家乡还是贫乏的，他们的父母可能并不知道。我勉强讲完了那场演讲，每个例子都要停下来讲一段它的故事，内容和计画完全不一样。

回台北的巴士上，我跌入了回想：出身和他们一样的我自己，在讯息匮乏的乡村成长，是得到什么样的幸运才进入另一个读书世界的呢？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兄姐的庇荫。在城里读书的大姐率先变成了文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