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儿点头，附和地说：「大姊您说得对…。」

亲戚有相互走动之谊，我们也三不五时得到中兴新村去走走。原来在北部的亲戚，都因为我们搬到远地而生疏了来往，反倒这二位「新来的亲戚」是我们最亲密的亲人了。对不会说国语的母亲来说，这种亲戚往来是「艰难的」，有时候父亲不在家，四姨丈忽然骑着脚踏车来访（也不是什么要紧事，通常就是因为他来到附近街市买个东西，觉得应该过来看看），当他的笑声在楼梯口响起时，妈妈突然显得有点惊慌，一面仓皇抹脸整衣，一面就在我面前失去镇定，口中喃喃：「要按怎？要按怎？我又不会讲国语？」

虽然本来不熟，沟通又有困难，但三姨丈、四姨丈仍然很快成为最亲的亲戚。一个原因是距离，二位新亲戚的住处离我们只有三、五公里，脚踏车是十分钟车程，走路也是半小时到四十五分钟，在乡下地方，这种距离几乎就是「守望相助」的距离了；另一个原因则是，这二位姨丈都是朴直善良的人，对于我们家庭经济的困顿，总是慷慨伸出援手，忘了他们本身也是勉强温饱的基层公务员。

他们和传说中高高在上、欺负「我们台湾人」的国民党外省人不太一样，他们好像没有什么能耐（或权势）欺负别人，他们看起来更像是「落难者」。一方面他们的收入也极为有限，过的也是极其简朴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失去家乡的「流离者」，有一次四姨丈提到自己多年不见的父母和故乡，竟然突如其来悲不自胜、涕泗纵横，把我们一班小孩吓了一跳。

但我们闯进这些外省亲戚的家中，看到另一种文化，譬如说他们没有我们台湾人家中普遍看见的公妈桌和祖先「神主牌」，每到过年祭祀时，我看见四姨丈就拿一张红纸用毛笔写上「李氏历代祖宗之灵」，拿这张纸包住一片厚纸板竖在桌旁，就权充祖先牌位了，全家人就对着这张红纸祭拜着，看起来也一样虔诚。姨丈家里书也不多，但和我其他外省同学家中一样，总有几本让我羡慕的书，譬如说他们书架上会有《胡适文选》、《朱自清全集》，或者蒋梦麟的《西潮》，我的本省同学家中很少有人有这些书，而姨丈还有一些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之类令我同样垂涎的书，只有那些《应用公文实例》或《实用尺牍指南》，我试着读了几页，发现很难产生兴趣。

四姨丈令我孺慕向往的，不只是他随身带着流亡的一点「中华文化」碎片，还有他口中的故事，他会摸着我的头说：「宏志呀，长大了要像罗家伦一样，二十八岁就做北大校长…。」我当时不太知道这位「罗家伦」是干什么的，更无从知道我姨丈从来就「说错了」，罗家伦不曾当过北大校长，他妙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时候，也不是二十八岁，而是三十一岁。但这句话里面的期许鼓励的意思，我是感觉得到的。

这些也都不打紧，他人的「别种生活」对我们来说，就是新鲜活泼的元素，刺激我们对「美好生活」有不一样的想像。这些新鲜元素当中，又以「饮食文化」最为实际而有渗透力。三姨丈和四姨丈都精于面食与烹饪，简单的材料在他们手中都有不同的生命。我们家中本来纯种的「台式料理」，如今有了新的想像。三姨丈跑来教我们做山东人的馒头、包子，和水饺，大开我们的眼界。四姨丈也有他很拿手的水饺，有一次过年，四姨丈把水饺皮擀薄，加入胡萝卜、菠菜、和蛋皮做馅料，发明了红、黄、绿三色晶莹剔透的水饺，让我们惊喜不已。

三姨丈、四姨丈是我们新得到的「外省亲戚」，这个交往过程是「水乳交融」、「相濡以沫」，充满善意和感动的。事实上，在没有「蓝绿对抗」、「省籍情结」的操作之前，民间这种自然因为通婚、近邻、交友而得来的文化交流，大多是一些充满趣味和饶富人情的经验，很少有仇恨、敌视的交往。可能因为我们的身分地位，看不到真正大权在握、霸道横行的外省高官，位居基层的外省流亡知青，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之人，彼此相惜相敬，也是不难想像的事。

但我们看见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亲人，像我的三姨丈、四姨丈，我们通过他们，也窥见了其他外省人的生活与生命基调。我会在过年拜年之时，看见他们同样来拜年的同事或远亲，我们因而有机会同桌吃饭，听见他们用未改的乡音谈论着时事、国事、家乡事；我们也在这些短暂的相遇中，感受到他们的情感、情怀、与情操；这都是让我用「有血有肉」的方式，了解流亡在他们不曾想像的地方的这群失乡的人。更有意思的，我在这些点点滴滴的经验中，窥见了一个值得研究反省的「独特社会」：中兴新村。

在六○年代初次来到中兴新村的时候，我很讶异「它」与其他台湾农村乡镇的「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是它的「相貌」，我居住的乡下当时大部分还是四合院式的农村住宅，ㄇ字型的房舍围着一块晒榖场，农舍本身不是土角厝就是红砖平房；乡镇的街市商业住宅，最常见的是二层楼建筑的水泥房，基本上也是砖造的，富裕的店家或许有一块「洗石子」的地板或骑楼，那是比较稀奇的。少数的公家机关使用的建筑，有的用了旧有的日本木造房舍，像我们小镇上的医院；或者用了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洋楼，像我们当时的镇公所；只有我们小镇上富裕的农会，才用了四层的钢筋水泥「摩天大楼」…。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