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地记起一个玩具好像还让他提起过一些兴致。还有一次，我跟他说起一个刚刚发生的政治事件，暴露了社会的很多不理智和不公正，他轻描淡写地应着，告诉我：“这倒是不怎么好。”我问他这件事情是不是让他很激愤。“你知道吗，”他不紧不慢地答道，“我从来都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激愤起来。”

他的很多哲学观点不太正确（这些观点主要来源于他大学本科的时候学的一门当代哲学课），但是他的精神目标和动力看起来却都是朝着正确方向的懵懂挣扎。在他身上我也没有发现意识形态上的错误，他不应该陷入这样痛苦的心理状态。

然后有一天，我们恰好在闲聊理想在艺术中的作用，他给我讲了如下的故事。几年之前，他看过一部半浪漫主义的电影，感受到了一种溢于言表的感觉，尤其是对一个时刻不忘自己事业前途的实业家更是万分喜爱。X先生对此的描述断断续续，但是他很清楚地表示他体会到的不仅仅是对这一个角色的钦佩：更是一种遥望到另一个世界的感觉——他感觉到的是一种欣喜若狂的感觉。“那是我想要的生活。”他如是说。他的目光在闪烁着，他的声音是迫切的，他的脸是充满生气的、年轻的——在那个转瞬即逝的时刻，他真的好像在恋爱。然后，那种灰色的死气沉沉又回来了，他旋即变得痛苦而忧伤：“当我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觉得很对不起自己——因为我在看电影时的感受。”“对不起自己？为什么？”我问。他答道：“因为我觉得之所以我对电影里的实业家会有那种感觉，是因为我的内心在作怪。我的内心总有一些不现实的想法在萌动，生活不是那样的……”

我感到浑身战栗。无论他的心理问题从何而来，这一点就是一切的关键；他的怪异状态不是因为他的不道德，而是因为他的道德背叛。一个人为什么要因为心灵中最闪光的东西而感到对不起自己呢？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盼头呢？

（最终拯救X先生的是他对理性的执着；他认为理性是不可动摇的，尽管他不知道理性的完整含义以及在生活中的运用；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石在他最艰难的岁月中苟存下来，最终帮助他重获新生——让他一直故意否定的灵魂被重新被认可、被释放出来。如今，他已经辞掉了之前的工作，做了很多让别人刮目相看的事，他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他做着他喜欢的事业，蒸蒸日上。他依然在与他的过去给他留下的一些东西斗争着。我建议读者先去看一下我在本文开头介绍的X先生，因为我现在想告诉大家的是，我最近刚刚看到他的一张快照，他在相片中灿烂地笑着。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唯一能够对应他在这一笑中彰显的人格的，唯有弗朗西斯科·德安孔尼亚。）

有无数的案例都与此类似；这仅是我经历过的最典型、最撼动我的一例。类似的悲剧在我们的身边不断上演，很多案例让人很难发觉——这就好像是一间灵魂的拷问室，有些时候我们能够依稀听到痛苦的哭号，但是瞬间又恢复了寂静。在这些案例中的人都兼有“受害者”和“杀人犯”的属性。所以他们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就可想而知。

人的灵魂是自造的——所以人格是由人的假设，尤其是价值观假设决定的。在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青少年时期——浪漫主义艺术就是他获得道德的人生观的主要渠道（在当今社会几乎是唯一的渠道）。（在之后的岁月中，浪漫主义艺术也是他体会这一人生观的唯一渠道。）

请注意，艺术不是人获得道德的唯一渠道，而仅是人获得道德人生观的唯一渠道。这一点需要明确区分。

“人生观”是形而上学的雏形，一种对于人以及对于存在的潜意识的整体感性评价。而道德是价值观和原理在抽象化、概念化后的法则。

一个孩子的发展过程就是他汲取知识的过程，在这其中他需要不断提升他理解和处理越来越广博的抽象概念的能力。这就涉及两个互相依附但却各自运作的抽象概念链条。这两个概念的等级架构本来应该被整合起来，但是人们还是更习惯将它们分开来说：认知概念和规范概念。前者关注的是如何了解现实中存在的事实，后者关注的是如何评估这些事实。前者是科学的精神认识论基础，后者是道德和艺术的精神认识论基础。

在当今的文化中，孩子的认知概念的发展还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帮助，尽管这些帮助是不足的、漫不经心的，当中有很多的阻碍（例如最近一段时间愈演愈烈的非理性的教条和影响）。但是孩子的规范概念的发展则不仅仅是没有得到任何帮助，而是被极大地阻止和扼杀了。那些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价值判断的能力如果还没有被完全破坏掉的孩子，就必须要自寻出路来发展他的价值观。

且不说它的很多罪恶，传统道德首先就不关注孩子人格的形成。它不把孩子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清晰地传授并展示给孩子，并阐明这样的原因；它只是将一箩筐的规矩施用在孩子身上——事无巨细、蛮横无理、自相矛盾，而且经常还是一些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条款，大多都关于禁止做的事情和必须做的事情。如果一个孩子对道德（即价值观）的概念全都是：“要记得掏耳朵！”“不许对罗莎莉姑妈这么没礼貌！”“快点做作业！”“主动帮爸爸除草去（或者主动帮妈妈洗碗去）！”这样的话，导致的结果只可能是如下的一种：他要么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