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和他想要的相悖；他认为理性与生俱来，却没有看到把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会导致的毁灭性后果——尽管他自己的神秘主义还不是最可悲的东方神秘主义，但是与骄傲的希腊神话十分接近，他的上帝也是一种人类完美的象征。他十分自大地崇拜着他的神，就像神是与他等同或者是他的好朋友一样。

作为思想家的雨果所认可的理论不属于作为艺术家的雨果的宇宙。由于这些理论没有被融入实际，他们实现的价值观与雨果的人生观恰恰相反。作为艺术家，雨果为这种致命的矛盾付出了代价。尽管少有其他艺术家能够描绘出跟他的世界一样欢乐的世界，他的笔触一直透着一种淡淡的哀愁。他的大多数作品都以悲剧告终——好像他无法想象他的主人公如何在世间成功，他只能让他死在激战中，让他的灵魂继续坚守他的理想；雨果好像向往的不是天堂，而是人世，人世有他永远触碰不到的美好。

这就是雨果面对的矛盾的本质：他声称自己在意识上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但是却疯狂地爱着现世；他声称自己是一个利他主义者，其实却崇拜人的伟大，而不关心自己的痛苦和弱点；他声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却从未动摇自己的个人主义；他声称自己是感性高于理性的完美代表，他的角色之所以壮丽却都是因为他们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跟随着自己的动机和欲望，对现实一丝不苟——这可以应用于《九三年》中农民的母亲，也可以应用于《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上述的这一点使雨果的人物都显得如此澄澈的秘密，去除了盲目和不理智，去除了混沌的人生漂流，乞丐都显得伟大。这是雨果的招牌，也应该是人类自尊的招牌。

那么雨果在政治哲学上站在哪一边呢？在这个被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统治的时代，他不被那些表面上看起来理想和雨果所声称的理想相同的人所喜欢，并不是一个意外。

我十三岁那年第一次读雨果，当时我置身于苏维埃俄国。要想理解雨果的本意——和他所构造的美妙的宇宙——以及雨果对我的意义，就必须在最复杂的社会条件下生活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很荣幸可以为他的一部小说作序，并把这本书呈现给美国大众。这本书对于我来说具有雨果式的戏剧性。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他我就不会成为一个作家。如果我可以帮助哪怕一位年轻的读者发现我在这部小说中发现的东西的话，如果我可以把雨果的作品带给应该看到它们的人，也算是我小小地回报了雨果对我的恩情。

[1]　选自维克多·雨果的《九三年》，罗威尔·拜尔译，矮脚鸡出版社1962年出版。——原注

十一 我为何写作

我写作的动机和目的是勾勒一个理想的人。描绘道德理想本身是我终极的文学目标——跟这个目标相比，小说中的一切含义和哲学思考都只是方式而已。

请允许我强调这一点：我的目的不是要在哲学上启迪我的读者，不是用我的小说教人行善，也不是说我的小说能够辅助人的心智发展。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但是它们都是附加的考虑，它们仅仅是效果和结果而已，不是原因和主导。我的目的，作为原因和主导，是描写霍华德·洛克、约翰·高尔特、汉克·里尔登、弗朗西斯科·德安孔尼亚他们自身——他们不是实现任何更高目的的方式。他们恰恰是我能为读者提供的最高价值观。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被问到我主要是一个小说家还是一个哲学家，我的作品是不是宣传我的想法的工具，我的主要目的是不是政治和声援资本主义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我希望能有机会耐心地解释，又觉出这些问题本身的荒唐，甚至有的时候我会感到很恼火。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不着边际的，不仅不是我想问题的方式，而且完全没有问到点子上。

我想问题的方式既比这个要简单，同时也比这个复杂，这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讲。简单地说，我对文学的观点和孩子一样：我写作，或是读书，都是为了故事。复杂的是把这种态度“转译”为成人世界的概念。

特定的存在，也就是价值观的各类形式，是随着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而变化的。但是“价值观”的概念不会变。承认的价值观可能包含他一切活动的集合，包括哲学——应该说，尤其是包括哲学。但是基本的原则——价值观在人生和文学中的功能和意义——是一贯的。

我对任何一个故事都会问如下的问题：我会想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个人或这件事吗？这个故事所带来的经历本身是值得我追求的吗？思索这些人物本身能给我带来快乐吗？

就是这么简单。但正是在这种简单当中，蕴含了人的整个存在。

因为这涉及如下的问题：我希望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我希望发生什么样的事，我希望人怎么做——为什么？我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我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

这些问题很明显地属于一个领域：伦理学。什么是善？什么行为是正确的？什么样的价值观是正确的？

由于我的目的是表现一个理想的人，我必须构造并展现一个允许他存在的客观条件。由于人格需要前提，我必须构造并展现使得他成为现在的样子所需要的前提和价值观；这样我就必须构造并展现一个理性的价值观体系。由于人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我必须展现一个社会系统使得理想的人可以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