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和大多数人印象不同的是，我党早在1952年开始就已经注意了人口问题，并在1956年的人大会议上就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政策。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当时是比较重视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的，但是由于新中国建国伊始，国内产业百废待兴，国外霸权蠢蠢欲动，计划生育的政策就这么被搁置下来，并未得到后续的重视和有效执行。

另一方面，就客观现实来看，即使当时中央制定了计划生育政策，并部署基层党政组织执行，也不可能抑制住人口暴增，顶多让增长率稍微放缓一点点罢了。新中国建国之后人口的暴涨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只归因于政策和宣传显然不是正确的思路。

新中国在短短三十年内人口由五亿翻倍为十亿，在这多出来的五亿人口中，贡献最多的自然是人口基数最大的农村地区。在粮食勉强够吃，孩子勉强养得活的情况下，农村地区甚至在长时间内有一对夫妻养育十几个孩子的情况存在。而且重男轻女的思想更导致人口失衡的情况出现，农村溺毙女婴的封建行径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都屡禁不止。

农村人口暴增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由于上百年的战乱和革命，中国的人口被降低到一个足以让大多数人在和平环境中活下来的水平，农民为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力尽量增加全力生孩子。再有是中国农村的传统观念和延续数千年的封建习气没能及时被扭转，农村复杂的社会情况导致农民的观念中认为，家中男丁越多，家族的势力越强，在争夺土地、水源等有限的资源的过程中优势越大，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后资源不足的问题有更好的办法能解决，这一观念还是流传下来。另外还有避孕措施不到位和农村人文化娱乐缺失的问题，几千年以来在农村地区，由于照明能力低下和夜间娱乐活动几乎不存在，已经结婚的夫妻在夜晚还有体力而且无法入眠的情况下只有生孩子这一种事情能干，而在避孕套这种廉价避孕措施能得到大规模的量产和普及之前，根本就没什么办法将平行慢跑和养育后代这两件事隔绝开来。

在后世有一些人认为，对中国的人口增长进行限制没什么必要，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最终会使人口增长率自然地下降到合理水平。这种想法显然和历史的真实情况完全不同，现实是，新中国由于城市化进程太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在中央甚至还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就生出了远超经济发展速度所能承受的新增人口。即使在饮鸩止渴式的计划生育下，中国的人口依旧在二十年内暴涨三亿多，这远远不是城市化的抑制作用能够对抗的程度。

暴涨的人口数量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无数的社会问题，由于教育水平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新增人口无法有效转化为劳动力，尤其是对抑制人口增长最有效果的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新增的农村人口没能转化为城市人口，结果就是农村人口进一步增加，人口增长加速再加速，最终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农村人口的增加使得新增的粮食产量被迅速稀释掉，原本可以作为家庭盈余的那部分粮食不得不用来养活新生的孩子，家庭收入因此止步不前，导致越穷越生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进行的耕地开垦、举步维艰的农业技术改革、全国上下进行的水利建设，这些为了粮食增产进行的努力在人口暴增之后堪称被白费了，人均粮食占有量不增反减。在这个时期内，新中国农村在人口增长这一方面几乎和封建时代没有区别，在生产力得不到革命性发展的情况下，马尔萨斯的恐怖镰刀已经悬挂在中国人的脖子上。亡羊补牢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先进化肥生产技术的引进使得中国暂时避开了马尔萨斯陷阱，从崩溃和发展停滞的悬崖边缘被挽救回来，但是这一政策的后果也在几十年后以低生育率的形式继续困扰着我党。

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新增的工业产业迅速被填满，并产生了严重的劳动力溢出。城市出身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可以得到比农村孩子高得多的多的教育资源，在技术力不够发达的年代大多数城市青年都有成为产业工人的能力，但是工业发展带来的新增岗位根本不足以消化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避免城市失业人口增加导致社会秩序失去稳定，国家只能把本来可以作为高素质劳动力的知青“放逐”到农村地区，和本就已经接近饱和的农村人口一起劳动。结果在耕地和农业技术有限的情况下，知青下乡也几乎没能起到提高农业产出的效果，反而使得农村的负担在国家对知青的补贴无法发放之后进一步加重，让农村和城市之间产生了矛盾。

教育、医疗、住房、运输系统在人口暴增时完全不堪重负，农村的教育水平基本就是扫盲级别，许多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农村人甚至成了文盲和半文盲。医疗水平止步于每村一个赤脚医生的水平，不是干部和军人的话几乎一辈子没法进正规医院治病，而且人均可用医疗资源的短缺也是新中国刚建国时婴儿夭折率居高难下的原因之一。住房和解放前相比变化不大，有些地区的住房水平还因为老化而下降了。城市基本垄断了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新建住房，即使这样城市的生活水平也没能得到多少提高。

按照环境承载量理论而言，中国这片土地上，最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