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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水师的建设上，朝廷说办就办，超前的急切。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桢和李鸿章分任南北洋大臣，从速建设南北洋水师。

事不宜迟，先搞起来再说。

但水师建设是项综合性的大“工程”，空前的大事业，还要讲科学、讲步骤，人员不可能一哄而上，项目不可能全面铺开，资金也不够遍撒胡椒面。

南洋大臣沈葆桢提出了一个更为科学的策略，“外海水师以先尽北洋创办为宜，分之则难免实力薄而成功缓”。

身为南洋大臣的沈葆桢，能不拘于南洋一隅，胸怀全局谋划，实为可贵。加上其他一些大臣也有同样考虑，或支持这个意见，逐渐形成了一个清晰的思路：

可分轻重缓急，先建北洋，强化京师守卫，也有利于培养军官、锻炼队伍，以后再行扩大。

考虑到中国当时的主要假想敌是日本，北洋水师负责守卫京师，朝廷同意采纳沈葆桢的建议，先创设北洋一军，等北洋水师实力雄厚后，“以一化三，变为三洋水师”。

这一决策，应该说线路图很清晰，计划是十分可行的。

按照我们当前的说法，这叫“滚动式发展”。

至此，大清的海军建设蓝图升级到3.0版本。

大清国海军蓝图已经绘就，发展思路已经清晰，决定成败的关键只有一样：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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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洋务派大臣的底气

但是，船呢？人呢？

提一个很俗的事――钱呢？

创建水师，首先要有钱。

有了钱，就有办法。其它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好在，建水师的经费有了着落，朝廷明确每年拨出400万两白银，从海关和厘金收入内提取，基本上保证了有一个稳定的来源。

但这些钱多吗？不多，也就是一座皇帝陵墓的造价。有，也只能算是来源稳定吧。

建水师，买船、建船、建军港，购炮、铸炮、建炮台……军政训练、后勤保障、技术支持，一个如此庞大的系统工程，光靠朝廷那点拨款，用泥塑也塑不起一支海军。

但李鸿章等人看来，甚至可以说，只要有政策，其它都不是问题。

除了朝廷直接给钱，地方上的积极性如果调动起来，各省还可以拿出一点，各地再捐点，中国这么大，自有大的优势。

洋务派大臣有这个底气。

底气从哪儿来？

底气来自于洋务派辛苦多年的“洋务运动”。

办了这些年“洋务”，北边李鸿章在皇太后的眼皮子底下，要政策外加打擦边球，南边左宗棠、沈葆桢、曾国荃、张之洞等人躲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明里暗里施手脚，一番折腾下来，成果不小。

这些成果，虽然远不能赶超当时的强国，但也超出一般人从教科书简略记载中得来的印象。

估计大清中央朝廷也不见得能摸清各地方大员们手里的底细。

各地已经在开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科学，开办船厂、铁厂、煤矿等实业，并有针对性地建立专业大学堂、培养人才，使各方面有些基础，有所准备。

特别是，洋务派从起步之初，就坚持围绕“富国强兵”的基本路线和目标，宗旨明确，“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几十年的努力不脱离这一范围，为军事发展服务，兴办了福州船政局（内有马尾船厂）、江南制造总局……建厂子本身就是为强军准备的，正好无缝对接，纳入海军建设之中。

热衷于“洋跃进”的大臣们比我以前所认识的更具深谋远虑。

从各方面条件上说，也只有洋务派官员们能担当建设海军的重任。

从现在起，十年之间，洋务派官员将让我们看到一个奇迹――建成远东第一海军的奇迹。

读晚清历史，记忆最为清晰、印像最为深刻的，就是：

来了，打了，签了……直至来了，来了就签。

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一场接一场的灾难；一件又一件的不平等条约，一次接一次的羞辱。割地赔款，开放口岸，划出租界……中华民族任人宰割，无还手之力，发不出哀号之音。

曾经傲视一切的大清统治集团，面对时代命运的考试，就象是即将踏上“千军万马过一座独木桥”考验的可怜差等生，一次摸底考试落后了，就决心洗心革面、埋头书本，东山再起。可刚刚洗把脸、攥紧拳头，又一场考试袭来，还是落后……这种反复打击，真是自己灰心丧志，让人欲恨又怜。

面对国门随时被击破，还是有一批有识之士，还是有一批忧国忧民的能臣，看出了中国国弱兵钝的原因，努力向西方学习，殚精竭虑地办洋务，开学堂，造机器，修铁路，建船厂……指望扶大厦于将倾。

再读到清史关于海军的这一段，自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