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命运相联系，大力宣扬“人之所以立其身，治其产，昌其业，以遂其生者，此无他，端赖修身、开智、长其才艺”，故“非学不可”。这与我们古代人讲的“书中自有黄金屋”那一套基本一致，也与我们一些学校单位提出的“知识改变命运”意思相仿。

当然，凡事与个人命运和利益挂钩，比较能打动人。日本政府也明白，这样搞层次有点低，所在，在国家层面，又着眼服务国家的教育目的，秉持“学政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国家，并非为学生个人利益，凡是涉及学术利益和国家利益时，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强力推进“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国民皆学”的教育政策。

一句话，不想上也得上。不强制，估计还会有很多孩子不上学，而去种地打工，升学率连30%都达不到。

以上这些措施，有的是针对幕府时期的“词章记诵”、“空理虚谈”的教育内容方式，并破除“士人以上之事”、“农工商以及妇女置之度外”的封建教育制度。从“士人教育”到“国民皆学”，倒是称得上教育的一大革命。

看到这些，想起大清洋务运动中“创办新学”的尝试和努力，开头真是异曲同工，而洋务派办学过程之漫长、历程之艰难，实在令人不胜感慨。

到如今，日本早期成立的大学中，东京大学已是世界名校，而我们，仅有几所能称得上亚洲名校吧。

有些（我说的是有些）学校大建楼堂馆所，学院升格为大学，兼并学院建综合大学，大力“扩招”，流水线式地培养研究生，学历升级堪堪搞成了学历“大跃进”。教育“市场化”，教育“产业化”的理念，大学借贷、负债，真像是公司化经营了。按这个标准，孔子办的“大学”，布衣粗食，穷相寒酸，实在不称。

虽说有几所大学也发奋要建成“世界一流”，很是振奋人心。不过，我没见到什么资料中说明，有靠一流的大楼，靠兼并扩招，靠给所在城市留出指标、降低分数录取本地学生，而成为一流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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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之争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可以一起讨论讨论。

伴随教育改革，日本也发生了教育思想和方针的争论。

大清洋务运动，始终被一个问题纠缠着――围绕国体的论争。

聪明的李鸿章们知道争论没用，干是正道，但不得不争，于是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消弭分歧，堵住顽固派的嘴。

日本人也面对这个问题。而且从1878年夏天开始，掀起了一场“德育”论战，这一战，就是十几年。

乍看这场论战，竟然颇有些“抵制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冲击”的意思。

这么简单说吧。开始是天皇侍讲元田永孚一伙保守派，与伊藤博文一伙改革派斗嘴。

元田对天皇说：文明开化政策“追逐文明开化之未端，破坏品行，伤害风化者不少”，将来有可能达到“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的地步”。“今后须基于祖宗之训典，竭力宣明仁义忠孝”，维护儒教的道德伦理原则。还要在学校内悬挂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的画像。

伊藤博文拉着井上毅等一帮人，起草《教育议》上奏天皇说，品行风俗的败坏不在于文明开化政策，而是维新变革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看来，拿“负面效应”、“必需的代价”、“交学费”之类来辩白，掩盖不加辨别地全盘吸收引进中的失误，是从那时候就创造出来的）。虽然为了纠正风俗，的确需要研究，但不应该放弃国家的根本政策――文明开化政策，倒退回去“保护旧时的陋习”。

元田又写了一篇《教育议附议》（关于《教育议》的议）给天皇，重申“忽视仁义忠孝”是风俗紊乱的原因，恢复儒教、“读四书五经、尚廉耻、重礼让、笃伦理的教育”是矫正风俗的手段。

元田、伊藤这两拨人左一句，右一句，天皇两个耳朵不知该听谁的，夹在中间，倒像个传声的“媒介”。听了四年之久，实在不耐烦，便出来表明自己是始终站在保守派一边的。1882年12月地方长官会议上，天皇发言：“彝伦道德是教育之本，为我朝、中国所尊崇，虽欧美各国亦有修身之学，但我国对其采用仍不得要领，方今学科繁多，本末误置者屡见不鲜。”

天皇认为，道和德是东方文化的根本，还认为是“我朝、中国所尊崇”的呢。而西方修身之学，我国用得不好，单纯追求技术，搞不好要产生误导。

一“崇”一“疑”，意思不是很明显了吗？

但天皇的倾向性意见，竟然没有浇灭这场“嘴仗”，反而像泼了一桶油。

随后一大批所谓思想家、教育家也卷进来，德育之争很快便白热化。

激进分子福泽谕吉，一向把儒教当成“毒害”思想的毒物，从正面向儒教主义教育论发起连续攻击；元田永孚又发表《国教论》，主张树立以孔子为中心的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