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的最简略、最清晰、最准确的表达，关于一个国家的生存、安全、利益空间的范围。

而且，山县还相当早地确立了“国家利益到哪里，军队就到哪里”的军事理念。

时至今日，这条理论仍对我们有启示意义。后世所谓“利益攸关地区”，“保护海外利益”，大概与此相似。

虽然内阁随后便提出了以陆海军经费为主的预算案，显得这次演说有点象打广告、目的是为军队要钱，但是这个理论仍是突破性的。

当时的议会会议上，人们也听出了弦外之音——利益线即暗指朝鲜。

从此，足以影响日本努力在国际上争取“生存空间”，拓展“利益空间”。

谁都知道为维护利益线，拓展海外利益，必须将朝鲜纳入，并力争向中国扩张。为此，使用武力也是当然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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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使这些理论上升为国策，变为“大陆政策”的，最终还应归功于天皇。

明治天皇上来，素以继承所谓神武天皇以来的宿愿——“兼六合”、“掩八纮”，以征服亚洲乃至世界为己任，到处鼓吹宣扬“国威”、扩张“国运”，为日军官兵参加侵略战争打气。

还是天皇说了算嘛。

天皇说得更崇高，更宏大。

从此，天皇和臣民们就不遗余力地去实现这个“崇高理想”。

日本帝国的“大陆政策”，也就在实践上把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与军国主义奇特地融汇起来，变成了日本近代外交、特别是对邻近国家关系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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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上的——

1880年（明治十三年）11月，参谋本部成立第二年，效率很高地以山县有朋参谋本部长的名义，将编写好的6册《邻邦兵备略》连同上表，一起呈给天皇。

《邻邦兵备略》是为了对外备战，在福岛安正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从日本的对中、对俄政策出发而编撰的，其中特别详细地说明了中国的兵制军备，并叙述了日本对外军备的要点。

还有1883年（明治十六年）4月，日本参谋学府——陆军大学校的小川又次大佐，在参与办学和随同学习之余，便着手编制《征讨清国策案》，1887年上书天皇。这个策案肯定是得到了天皇的高度评价，小川之后又不断修改完善，至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2月，终于完成定稿。

读了《征讨清国策案》，不由从脊梁生起一股凉意。

《策案》侵略意图昭然。

以参谋本部多人亲身参加过对中国的实地调查，所以所列要点基本切中要害。

对我大清政治体制，对大清兵力、战备，弱势不足，策案中的判断极为准确。而且在以后的中日甲午战争，基本上一一得到了印证。

战略构想很宏大，涉及东北、华北、华南。何处直接占据，何处培植傀儡政权，将中国分裂成多少块，区分情况分别加以控制，均给予了针对性的建议。

行动方案也择重详尽，对征清的步骤、兵力部署、作战行动，均做了具体安排。

文如其名，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全面侵华计划，恐怕以后几十年的战略思想和行动步骤也与此一脉相承。影响深远到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仿佛也是以此为蓝本的，很多实际作战行动与策案所议，如同“照章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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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史实说明，日本不但一直存在大陆梦想，逐步形成完备的大陆政策体系，而且从军事上已经做了实际的研究和准备工作。

军队寸步不落地在理论上为“大陆政策”出力，在实行上更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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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中的必然——

如同那种因日本公开的历史并未记载，而置疑《田中奏折》的真实性，进而认为“日本全面侵华并非早有预谋、而是由一群参谋有意挑起、遂至扩大”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些认为日本甲午逐步扩大战争、开战前并未准备占领中国的说法，应该也是不够准确的。

擦枪走火有可能，但我认为那不过是点燃导火索，而一堆炸药早已堆在那里了。

其实甲午之战，唯一扼止住日本的，是日本自身实力的问题而已。

开战之后，决定战争的规模，以及是以低烈度还是高强度方式进行的，还是日本自身的实力。

所以，了解甲午，必先了解日本国策。如果对日本国策不了解、战略目的不清楚，先错在前，战术层面的讨论也就无法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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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有观点认为，看历史不能只看到军事，不能只看到侵略，要从经济角度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无非是资本、商业，无非是市场，我们不应把大清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看得那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