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难题始终摆在朝廷面前，还让不让太后睡个安稳觉啊。

而内廷官员与太后、皇上思想倒是一致，时刻与地方督抚将军们进行着权力的斗争。再加上满族权贵们，也极为“不满”，想方设法削弱对方，坚强自己。

说穿了，各大臣练兵，是为了“剿匪”，手里一直有兵，还是因为“剿匪”。要不是“匪乱”不断，各大臣的兵早削没了。历史就是这么吊诡。

北洋水师的建设，是在原来水师的基础上进行的，各支水师分南北洋大臣、两江、两广总督分别负责组建和训练，建着建着，朝廷迟早会回过味来——好象又有点成了他们手中掌握的一支力量了？

当然是了。这也是各地督抚下力气、自己想办法投银子，建厂子，买军舰的一大直接动力。

对此，朝中的清流派官员（汉族“忠臣”也不少）们没少念叨，上书弹劾得厉害，每一锥子下去，都带出血来。“海军非大清海军，乃李鸿章的海军”，这样有杀伤力的话都出来了。你说掌握大清最高权力几十年，都已经炼成“猴精”了的慈禧会看不出来？

对地方大员，不能没有，没有他们什么事都办不了，江山早丢了，就是还有命在，他们娘们也不知什么地方找吃的去了。一大家子跑到承德“避暑”，完了又“避寒”，这样的事不是没有过。但是又不能让他们权力过大，怎么办？

慈禧的经验就是捏住李鸿章这帮子人，没事再挑挑他们之间斗一斗，抓住时机削一削他们的力量。

捏住李鸿章他们，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财权——我不给你银子，你就办不了。

所以，慈禧热心修园子，而不再积极建海军，也许就是因为一个说不出口但相当现实的考虑：海军够大了，再下去就不好说了。一但权力构架失衡，那么倒塌之下的废墟里，肯定会有自己。

至于争斗，是时刻存在的。

斗争只需要抓住机会，利用机会。

而且机会总是会送上门来。

在大清这个纵横交织的矛盾“大网”中，横线扯平了还有纵线，总会在某个网眼上拉扯出故事来。

这就是制约大清海军的第三个根本性的因素——派系斗争。

朝廷与地方上下拔河的同时，太后“老当权派”、皇帝“新势力派”各拉一帮，伺机展开较量；满族权贵与汉族官员警惕争斗的清朝“先天性疾病”；各地督抚间也是分分合合，斗斗和和，上边有压力，就结成统一战线，眼前有利益，就你争我夺。

朝廷到各级充斥着拉拢与打压，结党与分化，明谋与阴谋，局面相当复杂，构成一片晚清政治乱局。

在这样的乱局中，所谓识“时务”的形势估计，官场的游戏规则，政治斗争的幕后暗室，模糊了人的底线。已经没有一个纯粹的是非界限，看人也不是好人或坏人那么简单。

翁同龢，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在支持光绪维新变法失败后，光绪悲惨被囚禁，维新派几乎被扫光，他也被整得跟孙子似的，所以，曾经我对他深表同情。翁老师还是大清名臣，有名的清官。多年位居高层，被罢黜返乡时，竟基本上不名一文，落到靠学生故旧接济才能过活的境地。长期管着那么多官员的考评推荐，掌着户部财政大权，竟能做到不贪不占、两袖清风，69岁被赶回家，到终也没犯类似“59岁现象”的错误，就凭这个，也值得我辈敬仰。

但事实证明，我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全面地辩证地去看一个人。他的局限性，他的复杂性。

就是这位翁老师，在接任户部尚书时，对北洋水师经费能减则减，能扣就扣，实在不能扣也得拖一拖。户部奏请停购外洋船炮的奏章，实际上就出自翁老师之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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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887年，武陟沁河、郑州黄河先后漫堤决口（“八月，决郑州，夺溜由贾鲁河入淮，直注洪泽湖”），急需银子去堵“口子”。御史周天霖、李士锟先后奏请设立郑州河防工程的例捐（“先后请开郑工例以济要工”）。但户部会议上报的结果，是开了郑工捐，但停海防捐。

户部尚书翁同龢是怎么主持的工作呢？

起初，部分官员建议不必去管黄河决口，而乘机让黄河重走老河道（“议者多言不必塞，宜乘此复故道”），让它随便流吧，省钱又省事。户部尚书翁同龢、工部尚书潘祖廕一起上奏，直陈不可，强烈建议封堵缺口。等真正把堵口子的人派出去了，钱又出现“口子”了（“时工赈需款钜且急”）。翁同龢光知道凑热闹了，忘了人家工部尚书只管报工程、找施工队，他却要负责找钱了。

然后，户部就上报了一个筹款的办法（“户部条上筹款六事”），这六项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停购军械船只机器。这等于是断了水师的装备更换之道。还有一条，裁防营长夫（防营本为各省驻守之兵，前以绿营、后以淮军为主，长夫则是清军长期雇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