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进退失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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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士成“撤队内渡”的建议被否，清军战略退却的大好时机稍纵即逝。

我们无法对一个没发生的事进行确定。但判断战略的优劣，要考虑几大要素：天时，地利，人和。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如果我们从大清前边的布局来看，既然已经失去了先机，就需要考虑聂士成建议的可行性。

如果不退兵，就打。

打就应趁日军尚未完成集结，猛冲汉城，如果汉城守不住，就穿过朝鲜腹地到平壤，再不济，且战且退，退向朝鲜北部，对日军也是一种牵制和扰乱。

对比时间，我们会发现：在聂士成建议提出不久，大清也转向考虑增兵，相同的问题，也在朝廷和李鸿章的谋划、抉择之中。着眼的，也是怎样保全牙山这支清军，并发挥他们的作用。

但是，时机不符，再好的设想也最终归零。在困守牙山中，由于白白丧失了时间，叶志超、聂士成连撤退的时机也没了，向北打的时机，也即将丧失。

等准备战斗的命令到来，他们的作用，也终于无可奈何地化成一个美好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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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主战与主和之争

中国历史上，一到外敌入侵、兵临城下，关键时刻，皇朝内部都会忙着一件事：开会。

哪管他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拼死抵抗。也许将领在战斗激烈的时候，还得问一句：朝廷会开完了吗？

等吧，战斗有多长，会议就有多长。

还有没等会议开完，敌人已经进城了，连跑都没来得及的。比如有名的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

如果要打仗，就交给武将、交给前方。需要皇上组织大家共同讨论的，一般是一件事：战，还是和？

大臣一般就会分成两派：主战，还是主和。

大清面临的这次情况比较特殊。特殊之一：敌军远在朝鲜，但朝廷上下就感觉象是战火烧到了京城一样紧张。可能是被1860年的事吓怕了，未雨绸缪，没事当作有事，隐患当作险情，早早就开始讨论了。

讨论比较深入，也堪称深远，个别的还讨论了战败的善后问题。

特殊之二：基本除了主战的，就是既言战、又谋和的。也就是说，好象只有主战一派。

因此我认为，大清实际上在与日本打仗这件事上，思想非常统一。

至于有人说，两派有啊，光绪皇帝带一派，慈禧太后带一派。

那我只能说，慈禧太后开始就没有出来说话。

等慈禧太后出来说话的时候，是说其他的问题了，没有着重说什么战与不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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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热闹的虚相

依我看来，朝廷上下，基本上是群情激愤，一片言战。言和者，少数之少数，都难称得上“派”。

事情很容易理解：敌人还离得远，喊打，风险小。而且显得自己人品正、胆气足、知恩遇，具有种种的优秀品质。

清朝统治者，除身在前线的官员还能了解形势，后方这帮人，既看不清世界局势，也看不明东亚局势，最后也谈不上战场形势了。

因此，开始的时候，大清朝闻说日本出兵朝鲜，还不是那么敢相信小日本要搞大事。即便图谋不轨，也不过派点兵马过去，“弹压”一下罢了，还能打起大仗来？

随着局势的发展，小日本还真逼上来了，太气人了！主战派们更是群情激昂，一副“早打、大打”的样子。

这种盲目自大的集体病态下，这种压倒性的语境下，谁言和不言战，谁就是不忠君、不爱国，谁就要回家抱孩子。

孙毓汶，徐用仪，就已经到了回家抱孙子的边缘了。

所以，就算是李鸿章，刚说了句“现在还不是时候”，就被训斥一通，也不敢再明目张胆，说“打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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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别看大清的主战派，整天在庙堂之上慷慨陈辞——打，打，大多都是喊喊而已，至于如何打，具体的谋划，则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就象今天网上的一些“童子军”，遇事就一片喊打差不多，还动不动就“马踏某处，血洗某处”。

战争，可不是一款游戏。

朝臣中难得有军事素养、能提出些战略、战术的人，则是另一种方式的白话——置身事外，旁观者清，说说而已，就是不愿挽袖子上。

大清除了主战的占主流，如果硬要从中摘出一派，那还有一派很明显：没主意派。

没主意派最大的主意，就是一会跟着这拨人吆喝，一会跟着那拨人吆喝，举手同意、随声附和。

所以大多数书上都提及的“主战、主和”之争，充其量也就是每天一个话题，